【背景】9月2日,北京市环保局发布《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重点任务分解》方案,规划到2017年底,机动车保有量控制在600万辆内。据此测算,在未来四年多的时间内,机动车增加量须保证不超过65万辆,因此,摇号指标很可能从现在每个月2.2万辆减至1.2万辆。
紧缺的牌号资源已经催生了特殊的车牌营生。近日,北京大妈王秀霞被举报持有上千张车牌号,对外出租,谋取暴利,其所持牌号相当于北京市每月增发的车牌号总数的5%。
“王秀霞案”蕴含哪些值得分析的法律和公共政策问题?对北京交通管制政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可以做哪些反思?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王涌表示,保障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一是注重决策的民主过程和透明性;二是对政府的决策进行司法审查。学会这两点,也许可少犯错。
他说,首先可以反思的一点是,限制车牌号究竟应当采用抽签的方式还是拍卖的方式?何种方式更能挤压腐败的空间?北京选择抽签方式,虽然看似公平,操作简单,但抽签不符合分配效率最大化的原则,车牌号诉求与可得性不匹配,必然出现车户分离,车牌出租,引发混乱。相比于拍卖,拍卖有明确的对价,可以查证,难以造假,而抽签则难以监督,难以事后审查,极易出现腐败缝隙,会滋生出新形式的“王秀霞案”。
另一方面,王涌指出,北京限号行驶政策实质上已构成管制性征收,既如此,政府则应当给予公正补偿。但在中国,各级政府尚未树立起管制性征收的概念,导致管制性征收普遍化,政府视为当然,毫无补偿之意识。
王涌强调,决策需要远见。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是政府缺乏远见造成的,损失却让全体民众承担。北京理应提前控制车牌数量,同时,在城市规划上提前确定主城区和卫星城结构,这样也不至于陷入“大停车场”的厄运。
(财新实习记者 江玲玲 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