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蔚冈：懒政治堵行不通

　　【背景】征收交通拥堵费，再限摇号指标控制机动车数量，限制外地车活动范围与时段……北京可能推出的严厉整治交通拥堵措施引发热议。人们质疑，这些限行、限牌、限外地车之举能否解决拥堵沉疴。

　　新华社发表评论《警惕“拥堵费”背后的“懒政”思维》，提出收取“拥堵费”前应首先回答一些问题：收费后，行政化的“治堵”政策去向何处?公车是否也要纳入收费范围?收缴上来“拥堵费”能否“专款专用”、用来改善公共交通环境?评论称，如果只收费而不研究这些问题，则不但是一种典型的“懒政思维”，还会加剧社会不公，使城市公共道路资源变成高收入者和公车的专属区域。

　　通过限制与收费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是否可行？如何避免懒政之嫌？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执行院长傅蔚冈表示，这些政策的初衷是治堵、减污，可在一些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会被认为是懒政，甚至是为了收钱。

　　傅蔚冈指出，征收拥堵费与限牌，这两项政策在现有法律框架下都是违法的。北京抽签与上海拍卖限制车牌号，违反了《行政许可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以抽签来获得牌照，是一种行政许可，从某种程度讲，已变成了行政审批。但行政许可必须由法律制定，而现在抽签摇号依据的是地方性政府规章。至于征收拥堵费，在取消养路费后，车辆只需缴纳每年年检、高速公路等费用，在特定的区域征收拥堵费有悖《公路法》的相关规定。

　　傅蔚冈分析称，征收拥堵费在法律上没有依据，即使要实施，也应先修改相关法律规定，而非政府说收就说。至于合理性，他指出，该手段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有一点效果。但“拥堵费”这个名称值得商榷，也许改成“快速通行费”，民众的抵触情绪会少一些。例如上海在上下班高峰期时，车辆上高架路就要收费。

　　他还指出，权衡交通管制政策是否合理，还要看经济收益情况。假如治理拥堵的成本是1亿元，但节约出的时间产生的收益只有2000万，那实际是亏了8000万。这需要有数据的调研考察。

　　对于政府懒政的质疑，傅蔚冈认为，这取决于拥堵费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如果收费方式过于简单，比如只规定进三环就要收多少钱，这就是懒政。因为三环以内，也有很多地方不拥堵。

　　他还谈到，北京、广州限制外地车辆不能进入市区，以及上海在高峰期外地车牌不能上高架的做法是很不妥的。从现有的任何法律来看，都找不到依据。而且北京、上海、广州，与其他地方是互联互通的。凭什么外地车辆进京就要受限？中国整体大市场是统一的，这样做会产生割裂。而且，这种行政思维推广会衍生出其他相似问题，例如为了保证北京的企业发展，那是不是外地的汽车也不能卖到北京？

　　傅蔚冈指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首先是要合法。只有形式上合法，才能讨论合理性。其次，政策制定过程中很有必要听取公众意见。目前，中国绝大多数公共政策都是部门出台，与公众无关。制定者要提高公民参与度，有些时候要形成社会讨论、辩论，在此基础上拿出可行性报告，然后可以先试行一段时间。

　　（财新实习记者 徐巧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