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国企本质

　　最近，中国最大的国企之一中石油连发腐败窝案，现任国资委主任、前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落马。这标志着国企腐败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国企腐败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国企会孕育出腐败的“大老虎”？

　　国企是腐败的重灾区，如果任凭这种趋势蔓延下去，在不远的将来，会出现崩溃性的后果。所以，在现阶段，需要中央政府以强大的威权，重拳出击，杀邪立正，遏制国企腐败势头的恶化。

　　但更深刻的问题是，打了几个“大老虎”，国企腐败就能根治？问题远没有如此简单。因为中国的国企腐败与它的隐秘功能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决定了国企治理结构的缺陷，而治理结构的缺陷必然导致结构性的腐败。这些治理结构的先天缺陷，主要表现为：一是政企不分，二是家长制，三是财务不透明。

　　“政企分开”是执政党的十二大就提出的国企改革口号，之后，虽然经过公司化改制和“抓大放小”改革，国企特别是央企和垄断性国企并没有摆脱“政企不分”的绞索。“政企不分”反而以新的形式出现，从人事安排到企业运作，都受政治指令的约束。“政企不分”愈加严重，原因在于此类国企承担了过多的隐秘的功能，压倒了国企的经济功能，使国企偏离了企业的本质。由于经济效率不是国企的第一目标，所以，民主与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无必要，家长制成为最有效率的治理结构，最终必然导致国企的运营与财务的黑洞化。

　　国企的这种治理结构必然会被贪腐之徒利用，成为腐败的天然温床。通过国企平台，进行利益输送，对国家财富进行掠夺，腐败之猖獗，趋于疯狂。保守人士一直以反“私有化”为由反对国企改制，反对国退民进，但现在，沦陷于腐败中的这些国企却成为“私有化”的安全港，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近来发生的国企腐败案，有共同的特点，主要发生在资产收购中。在国内市场操作者有之；手段更高超者，则穿上马甲，移师海外，遮人耳目，以迷幻手法攫取国企财富。对目标资产，低值高估，谨慎的腐败之徒，利用评估可接受的误差比例，输送利益。但最近的案例显示，腐败官员已无耐心小口吞噬，他们通常只是以一份评估报告遮掩，开始公然抢劫。掠夺的金额与背后官员的级别成正比，利益输送如探囊取物，监督和制衡机制全部失效，让人无法想象。

　　这就是国企的真实境遇。我们看到，在国企问题上，学术的争论与真实的问题之间的巨大差距。一些经济学家论证，国企垄断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其实真实的问题并不在经济学上：国企已经成为利益集团瓜分国家资源的管道，国企垄断了公共资源，而利益集团却垄断了国企。

　　经济学论证已成为幌子，迷惑民众，遮掩利益集团的贪婪。有人为国企垄断辩护，或以美国政府同意波音和麦道的合并为例，或以美国法院判决微软垄断却不肢解它为例，佐证中国国企垄断对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其实，两者大相径庭，中国的垄断国企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它利用国家权力直接垄断市场。

　　垄断国企、多如牛毛的政府审批权以及海量的政府投资，已成为腐败寄生的三大平台，改革势在必行。

　　关于国企的改革，首先应正本清源，回到国企的本质上来。我们应当重提：国企是“全民的国企”。

　　1993年《公司法》颁布，国企从原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向“公司制企业”转化，在治理结构上是一进步。但在政治观念上，强化了国家所有的性质，而国企的“全民所有”的性质却逐渐退色，甚至被遗忘，这是改革的悲哀。中国的国企，特别是自然资源垄断性国企的改革，应当尝试真正的“全民化”的模式。

　　人民的概念一直是政治学上的概念，而非法律上的概念。但近来，随着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国际法承认人民对于自然资源享有主权。虽然如何将人民建构成为一个法律上的主体十分困难，但是政治家和学者按美国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模式为伊拉克、尼日利亚等资源丰富但人民困苦的国家设计了一系列基金，以体现人民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

　　例如伊拉克人民基金，其模式是：将出售伊拉克自然资源获得的资金存于一项专门基金，该基金让全体伊拉克人民平等受益。该基金只投资世界证券市场的指数证券，伊拉克人民基金份额可交易，伊拉克公民可回赎份额，取回属于自己的金额。

　　再如尼日利亚人民基金，是美国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模式的完善版，以出售自然资源的资金建立人民基金，为尼日利亚人民提供资本，促进创业。此外，还有挪威的特别石油基金等等。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更应当尝试“直接全民化”的国企模式。此次高调国企反腐，可能预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到来。未来的改革中，首先，应缩减国企在自然资源上的垄断，将国家在自然资源上的收益注入社保基金，让人民普遍受益。

　　其次，尽快制定国有企业支付国有资源使用租金和利润分红的法律法规，逐步把国企的资源使用租金和利润分红纳入全口径财政预算收入体系，纳入预算法的范畴，增加透明度。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背景：垄断国企腐败窝案一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