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需要增量改革

　　【名家/新秀】（财新专栏作家 俞建拖）　

　　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

　　高等教育位于人才培养体系的顶端，担负着培养中高级专业人才、推动科学技术创新、传承思想和文明的重任。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体系中位置独特，使它也成为整个教育体系的指挥棒，决定了整个教育体系的方向。

　　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扩招政策带来了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增长，当前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居世界第一，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规模居世界第一。客观地说，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对于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和总体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

　　但是，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弊病也不容忽视，突出表现为人才培养对市场和社会需求不敏感、人才培养质量低下，创新型人才不足，这将成为制约今后发展方式转变的“阿喀琉斯之踵”。

　　政府对高等教育权的垄断以及高等教育体制的行政化，是制约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因素。如果把高校看作是生产人才和创造知识的企业，把学生和科研成果看作是产品，我们可以发现，现在高等教育体系面临的问题和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具有高度相似性。

　　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生产什么产品、生产多少、怎么生产，都是由政府部门说了算，企业没有自主权。今天的高校同样欠缺自主权。高校领导人由政府任命，高校的办学经费由上级政府部门拨发，高校的学位授予权、专业设置、教师编制、职称评定乃至高校升格、更名等，都要受行政部门掣肘；对高校的考核、评估，也由上级行政机构决定。由于高校被置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之下，行政导向的管理模式也延伸到高校的内部。高校内部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师职称评定，以及教师的招聘、考核、晋级、流动等，也统统由行政部门决定。

　　行政力量对高校自主权的过度干预和侵蚀，与高等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是相违背的。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科研管理，往往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前沿性。而教育行政部门，不论是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层面，还是在高校内部层面，对这些知识和技术的掌握和反应通常都是滞后的，很难制定出符合教学和科研实际需要的政策和措施，导致教育体系对于现实社会的需求缺乏足够的敏感和反应。不仅如此，行政部门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带来利益分配的部门化，资源配置反而向行政体系倾斜，而教学和科研在这一过程中反而边缘化，这也制约了高等教育长期发展的空间。

　　高等教育改革须采用增量改革和渐进改革的策略

　　在过去10余年里，扩大高校自主权方面的技术性和局部改革探索一直在进行，如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扩大选聘教师的自由度、设置独立学院等。这些改革对于扩大高校的自主权有一定意义，但其影响相对有限。究其原因，一是这些改革只涉及高校教学和科研的局部环节，正如企业生产只更换了原材料而没有改革生产工艺，其对产品质量的改善相对有限；二是，这些改革没有使有关的高校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地位，高校内部的局部改革很容易被旧体制制约甚至同化。

　　技术性和局部性的高等教育改革难收成效，必须思考以高校为单位的增量改革方案。去行政化将是未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和基本方向，但是在现行体制难以撼动的情况下，实行增量改革将是一个可行的策略。

　　增量改革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总结的独特智慧，这一点在企业改革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年代，在不触动旧体制基本生存格局的情况下，通过在体制外发展乡镇企业、合资与外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形成了可与旧体制抗衡的新生力量，逐步改变了力量对比，降低了国民经济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依赖，最终使经济的转型得以实现，这一过程蕴含了高超的政治经济学智慧。

　　企业改革的这种智慧同样可以在高等教育改革中加以运用和发挥。依托社会资源和国际先进的办学模式，发展一批对政府行政体系依赖程度最小化的高校，使之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新生力量，通过其竞争优势和鲶鱼效应，形成对传统公办高校改革的倒逼机制。

　　对于传统的公办高校来说，改革的核心在于建立新的高校治理模式，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待于传统公办高校生存环境的转变。虽然现在的高校对于扩大自主权也有需求，但是它们长期躺在体制的怀抱中，享受了体制内的各种便利，缺乏做出根本性改革的动力。只有当高等教育体系中新生力量逐步增长，并在生源、师资力量、科研资金以及人才输送方面对传统的公办高校将形成严峻挑战的时候，传统公办高校的改革才会被撬动。

　　实施高等教育增量改革的三个可能方向

　　当前要推动高等教育的增量改革，发展民办教育、推行国际合作办学、在现有公办高校中试行“置换式”改革，是三个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领域，并且存在可操作性和时间上的相对优先序。

　　1．发展民办高校。过去20年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先是经历了近10年的快速发展，在2003年左右开始转入转型调整期。与公办高校相比，民办高校的优势在于掌握较大的自主权，但是在生源、师资和其他资源投入上处于全方位的劣势。在特别注重声誉和传统的高等教育行业，民办高校更是存在短板。此外，民办高校在自身定位、管理规范、竞争方式等方面存在不足，也是造成当前民办高校发展困境的重要因素。

　　即便存在以上种种不足，民办高校在未来仍然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这种空间主要蕴含在中国未来20-30年对中高级产业工人的巨大需求中。

　　首先，这需要民办高等教育明确发展定位，重点专注于为社会提供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高素质的产业工人，不谋求和现行普通高校在同一水平上开展竞争。

　　其次，民办高校还需要坚持差异化竞争的策略。结合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多元化需求，发展适合社会需要的细分专业，做专做精，不片面求大求全。

　　第三，民办高校必须和相关产业的企业进行合作，使相关的技能培训具有针对性、可行性，符合社会的实际需求。

　　第四，扩展培养人群，提供多元化的培训服务。随着未来青年劳动年龄和入学适龄人口的下降，如何保证生源将成为严峻的挑战。民办高校的招生对象不能只是全日制的高中/技校毕业的学生，也开展针对中青年农民工的短期技能培训项目，以及承接政府的相关就业促进服务项目。

　　2．推行与境外著名大学合作办学。目前国际上关于发展高等教育已经有许多成熟的模式，如果能够予以借鉴，辅以充分的资源投入，在短时期内建成具有高水平和高竞争力的高校是完全可能的。香港科技大学在十年内建成国际一流大学，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

　　通过国际知名大学与国内高校和机构的合作，整体移植国际知名大学的办学模式，建立有较高独立性的新大学/学院/中心，甚至建立完全独立的中国分校，将成为未来中外合作办学的主流模式，其背后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因素：首先，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上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也越迫切，推动了高校间的跨国交流与合作；其次，我国存在提高教育质量、扩大教育服务供给的迫切需求；第三，由于中国相对低廉的人力和其他资源成本，使得国际高校可以低成本的方式扩大自身影响力和财政来源，也使得中国的学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购买外国优质的教育服务。中外合作办学因此成为一个多赢的选择。

　　近年来，我国在中外合作办学方面有了不少探索。如诺丁汉大学和浙江万里教育集团合作建立的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西安交通大学与利物浦大学合作的西交利物浦大学，以及华东师范大学与美国纽约大学合作的上海纽约大学等。至于中外大学合作建立独立性较高的教学研究机构，我国早在1986年就开始的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可以独立招生，双方互相承认学历，2006年也开始授予硕士文凭。哈佛大学上海中心也已经于投入运营。

　　中外合作办学前景良好，但在发展中也要注意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人才培养的目标。在现阶段，高等教育合作对象应该选择国际高水平大学，人才培养应该侧重于高层次人才。第二，招生体制。在高考招生体制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应优先考虑发展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后者在招生上更具有灵活性和自主性。对于本科阶段教育，可以采取依托国内优秀大学招生的模式。第三，教学水平和质量。虽然无法做到中国分校与国外本校有完全相同的教学质量，但必须确保投入充分的优势的师资力量，设置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需求和具有优势的学科，统一对学生的考核评价要求，使在中国受教育的学生的文凭能够得到国内外教育体系和社会的认可，这是合作办学机构建立声誉的基础。第四，要避免各地盲目攀比，搞中外合作办学跃进。

　　3．试行“置换式”改革。所谓的置换式改革，指的是民间部门以一定的价格置换公立高校的资产，从而获得政府对于高校管理运营权力的让渡，使高校在人事权、资金、招生和教学内容设置和模式、考核鉴定等方面实现独立自主。在某种程度上，置换式改革是社会对高等教育管理权的“赎买”。

　　置换式改革有几个方面的优点：一、避免重复建设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办学资格和条件比较成熟，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高校的资源；二、增加社会对教育的资金投入；三、政府可以获得必要的资金可改善对公共教育的投入，提高公共教育的平均投入水平。与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国退民进”不同的是，这样一种置换并非是一种基于市场的利益交换。在置换过程中，政府和有意办学的民间部门可以共同对高校的有形和无形资产价值进行核定，在此基础上签署置换的协议。由于高等教育本身是一种公共性很强的准公共物品，因此不一定要按资产的价值等价全额置换，而是设置一个杠杆率（譬如60%或者70%），余下的部分相当于给民间办学的一次性补贴或者奖励。政府也可以保留对非置换资产的所有权，但给予高校一定年限的使用权。总之方式可以多样化。

　　随着我国企业和个人的资金实力不断壮大，拥有巨额财富的企业和个人数量不断增加，高等教育置换式改革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正在形成。当前中国有近100万的千万富翁。随着现代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加强，对于这些掌握巨额财富的单位和个人来说，以财富和奢侈品消费来衡量的成就在其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将会不断降低，他们需要为如何合理使用这些巨额的财富寻找一个好的渠道。这为置换式改革提供了契机。

　　但是，在具体进行高校置换式改革时，有几个技术性环节要注意：首先，为了确保改制后高校管理的稳定性，民间注入的资金应是不可撤回，杜绝投机性的行为；其次，借鉴美国私立高校的经验，建立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内部治理模式和绩效评估模式；第三，由于高校改制带来用人制度的变化，必须对“老人”和“新人”的安排、教学科研内容安排等建立过渡模式，以减少对高校本身和社会的震荡；第四，置换式改革并不意味着政府甩包袱，相反，政府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即使退出对高校日常管理的干预，仍须做好对私立高校的公共服务工作，并对公立和私立高校公平开放机会；第五，建立和完善监督审计制度，预防改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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