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学者论辩量化宽松退出影响

　　【财新网】（记者 王力为）量化宽松（QE）退出影响几何，全球政策协调及货币体系能否得到改观，耶伦或萨默斯执掌美联储是否重要？就这些问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席珀森和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各有一番论述。

　　美联储下周的议息会议很可能决定是否在本月开始实施缩减购债规模的措施。珀森指出：QE淡出实际上已经开始，因为在现代经济中，重要的是对政策措施的预期，而不是政策何时出台。“历史上，美联储从未像这一次这样，几个月前就开始向外界透露其政策方向”；不少人也意识到缩减QE终会发生。

　　珀森称，市场已经考虑进了QE退出的很大一部分影响。而此次的情况与以往的亚洲和拉丁美洲收紧周期相比，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李稻葵则表示：“美国此次量化宽松是前所未有的”，美联储账上累积了规模达2万-3万亿美元的货币，因此，“实际退出的未来几个月将是戏剧性的”。

　　珀森指出，现代经济中，重要的不是货币总量，而是货币总量变化的速率（velocity of money），(对QE)即其退出的速度。

　　但珀森坦言，美国之所以并未把他国情况考虑在内，是因为“你很难在国会面前，说我放慢退出速度是因为其他国家发生的市场动荡。”除了2009年危机状况下的全球宏观政策协调，考虑溢出效应变得越来越困难。“我并不认为美联储的举措都是对的，但这是一个现实。”

　　在QE退出对全球市场的影响上，李稻葵和珀森均认为未来几月内不同新兴市场国家将出现两极分化的局面。

　　“对中国来说，影响将是较小的，甚至是稍显正面的”，李稻葵称。美国退出QE将使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压力减小。这对于中国的广大出口企业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同时也存在较为间接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与印度、巴西、印尼等国有较紧密的贸易联系，一旦这些国家出现较大的危机，中国的一些行业会受到影响。

　　李稻葵表示，“这恰恰是我们寻求货币多极化的原因”。设想如果欧元能和美元平起平坐，而人民币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储备货币，在这样一个三货币的体系下，即使美国退出QE，全球体系仍将保持稳定。

　　珀森针锋相对道：“如果你的确这么认为，那就不应庆幸美国退出QE减轻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应考虑如何尽快让人民币国际化；同时愿意中国增加进口，而不是一味考虑其出口形势。

　　针对参会嘉宾对于美联储人选的提问，李稻葵指出，耶伦和萨默斯具有完全不同的处事方式。这会给美联储未来几年的政策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日经新闻》周四曾报道，奥巴马总统将提名萨默斯为美联储主席，但白宫随后对此予以否认。

　　珀森则表示：“美联储主席人选对于政策及市场走向的影响，被显著高估了。”首先，较之现任主席伯南克和历任主席，两人都崇尚更为干预主义的货币政策，力图使其控制失业。此外，现在的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央行一样，是由诸多委员共同决策的，“主席的人选即使差异再大，也不太可能让量宽政策的走势出现较大的转变”。

　　珀森补充道，格林斯潘在他的极长的任期内，享有高度集中的权利。但从伯南克开始，美联储已回归了更为正常的决策体系。因此，“除非其他人当选，两人中的任何一个人执掌美联储都不会产生较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