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 王晓庆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上海自贸区)将于9月底挂牌启动。自贸区方案中,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定价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尤为外界关注。
在方案制定阶段,自贸区对开放的程度和力度受到一些阻力,质疑者担心金融风险扩大会冲击国内经济安全。
“中国政府在上海自贸区打开一道金融管制缺口,是‘明知山有虎’的行为。这个举动非做不可。”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斌所说的“虎”是对中国市场跃跃欲试的境外资本,还包括在实际操作中的监管难题。
他认为,区内区外金融领域中的双轨制,蕴含腐败风险。上海自贸区须模仿香港,建立对公务员的约束机制。
财新记者:自贸区建设可遇见的困难和挑战有哪些?
许斌: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自由贸易区在操作中是划出了一块特殊的区域。以前的改革都在实体经济上,划出区域对区内区外进行隔离,相对比较容易,货物不合法流动可以得到一定抑制。
但是,上海自贸区的重点在金融方面,和实体经济不一样,金融流很难做到区内区外隔绝,资本流动通过电子划账等方式就能规避监管,所以可能产生一些金融套利。
尽管中国一向是资本管制,但热钱涌动从来就没有完全杜绝。这给我们的警示是:上海自贸区成立后,金融套利行为肯定会非常多。由于区内区外利率不一样,会造成资金的双向流动,这就会冲击金融秩序,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设立好的监管机制。监管和自由应是同步的,越自由的地方监管越要跟得上。
此外,区内区外双轨制造成的寻租行为需要警惕。双轨制是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产物,带来了很多问题,如何防止自贸区成为腐败的温床,解决方案是要提高透明度,提高法律的监管效力和官员素质。
财新记者:自贸区开放后,大量资本进出,会否冲击国内金融和实体经济?
许斌:就资本的跨境流动而言,自贸区相当于是离岸的金融中心,资本可以自由进出,与香港相似。
监管机构要做的事情首先是要弄明白资本到上海来干什么。资本到香港去目的很明确,为了买与中国概念相关的股票,再就是炒香港的房地产。资本到上海的动机是突破中国的资本管制,来炒中国内地的一些东西,假设是要炒房产,这就与中央调控的政策相违背,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自贸区不能完全开放,不然会有上万亿的资本涌入,根本无法管控得住,所以只能开放部分,再施加限制,关键是如何建立区内与区外之间的防火墙机制,即便是从国际经验来看,也是很难的。
财新记者:怎样平衡开放和监管?
许斌:其实上海在过去为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自己做的并不多,都是听着中央布置,开放了一些市场,增加了一些产品,大的动作没有。上海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涉及政策调整。
上海市很多事情不能跨过中央的部委自己去做,比如利率的市场化、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所以需要极大的政策授权,尽管人大给予了一些,但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在操作中,与其他相关单位的协调成本是相当大的。从自贸区的方案制定就能看出,最高层的意志透过中间层能不能真正贯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涉及到它们各自的利益。
但是可以看出中央是有危机感的,内部的真实经济数据与外部环境的复苏缓慢都让中央政府有压力,所以这次决心还是很大的。只要开放的方向走对了,成效还是会可观的。
监管没有完美的方案,只能是一种权衡,不可能完全阻止所谓跨境的套利活动,但要尽可能提高透明度、政策规范化,避免模糊地带。目标还是要逐渐放开,虽然渐进式有一定的弊端,但也避免了出现更大风险。
财新记者:自贸区的制度和管理,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许斌:现在是保税区的管理方式,还是传统的海关、报关单等程序,人力、管理上都存在转换的问题,工作质量是否跟得上国际步伐需要注意。
保税区变成自贸区,不是换一个牌子、改个名字就行了,官员的能力和理念都要全新的。例如能否学习与香港类似的管理体制,加强反腐制度和效力?因为自贸区的特殊地位势必造成行政部门权力过大,如何杜绝寻租冲动和寻租空间,香港通过多年摸索才建立起对公务员的一套约束。
相对容易推进的是在国际贸易方面,比如说进一步简化海关的手续,让贸易更便利化。此外值得做的是“负面清单”模式,这并不容易做,但却是最有实效的尝试。中国的管制太多了,可以考虑设立100多项的禁止项目,除此之外的都允许去做,这样才会有效地激发企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