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改革离不开思想市场

　　【战胜市场】（财新专栏作家 刘胜军）近期，百岁老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先生逝世，引发中国经济学界一片悲痛。这并非因为学者们与科斯有多少交情，其实科斯终其一生都很遗憾地没有来到中国，尽管他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学者们缅怀科斯的原因在于：科斯定理曾经是引领中国经济改革的明灯，而且也将是未来十年“深水区改革”的攻坚利器。

　　更让中国经济学人唏嘘的是科斯在2010年的一些忠告。他充满忧虑但又极其敏锐地指出，“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表明，压制思想市场会招致更坏的结果。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会培育宽容，这是治疗偏见和自负的良药。在一个开放社会中，错误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根基，威胁社会稳定。”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改革，其实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每次思想解放，都带来体制的松动，进而打开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文革甫定，尽管人心思变，但“两个凡是”依然禁锢着时代的脚步。胡耀邦组织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实事求是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突破口，迅速引发了一次思想飞跃。这一思想解放，不仅为邓小平复出扫清了障碍，也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基础。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迅速突破了“资本主义尾巴”的观念禁锢，引领了中国经济第一阶段的腾飞。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再次陷入低潮。改革开放向何处去？以吴敬琏教授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力主“市场经济”。但在保守势力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经济无疑是修正主义路线。于是，“吴市场”在当时成了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政治帽子。历史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一锤定音：“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这次思想解放，直接导致了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问世，为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走到一个历史的重要关头。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道路，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在关键时刻，“皇甫平”系列文章在《解放日报》重磅推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鲜明提出“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皇甫平文章引发国内媒体激烈交锋。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指出：谁不改革开放，谁下台。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围绕“皇甫平”的思想交锋，最终使得中国摆脱了“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羁绊，迎来了90年代的改革高潮。

　　20世纪90年代末，围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担心入世会导致中国企业难以招架跨国公司的冲击，甚至有人指责入世为出卖国家利益。彼时，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顶着巨大压力，非常有远见地看到了“全球化红利”的前景。由于此次思想解放，是在总书记、总理的直接推动下进行的，相对更为顺利。可以说，加入WTO，是过去中国经济呈现“黄金十年”的最关键动力。

　　当下，在中国经济改革步入深水区、经济转型迎来转折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关口，中国亟需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其核心是围绕国企改革。尽管中央决议在1997年就明确了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政企分开的目标，但国企改革实质性进展不大。如今，“党管干部”依然适用于国企，不少领域出现“国进民退”的逆流（例如房地产）。只不过，这些问题被央企垄断带来的高利润所掩盖。央企垄断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基本准则，也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腐败等问题。

　　但令人忧虑的是，央企改革的前景并不乐观。除了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之外，观念的障碍也很强大。其实，按照“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标准，央企的垄断、腐败、高收入高福利，只符合一小部分人的根本利益。再说，有理性的人、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政权的执政基础只能是民心。“官办企业”不仅不可能成为执政基础，而且很容易出现“与民争利”，进而演化成破坏执政根基的力量。历史的殷鉴必须铭记。关于国企改革，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讨论可谓汗牛充栋，而且形成了学界共识，我们没有必要再重复讨论一遍。其实，实现国企改革的思想解放，不需要太深奥的学术理论，我们只需重温一下荣德生先生在1946年给国民政府的一封信：

　　“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须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

　　关于国企改革，我们同样可以从科斯定理那里获得指引：“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因此，国企的产权改革依然是未竟的事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陈清泰最近深刻地指出，“所有制理论政策的改革红利已释放殆尽，生产力的发展呼唤新突破。民企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对前景感到迷茫、缺乏安全感，移民和财产向境外转移的数量和规模日益上升；而很多国有企业对政府的过度干预也倍感无奈，呼吁让企业‘回归本位’。20世纪 90年代初‘姓资姓社’问题的突破，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障碍。今天，如果能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为奔向高收入国家奠定基础。”诚哉斯言！

　　尽管过去30年，中国经济每次遇到门槛，都幸运地在思想解放的引领下逢凶化吉，但必须看到每次的思想解放都离不开政治家的“一锤定音”。换言之，在中国特殊的言论话语体系下，意识形态始终都是挥之不去的观念屏障。这也是科斯先生非常恳切地警告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对中国经济改革重要性的深义所在。

　　对未来十年的重启改革而言，思想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经济学家们行动起来，充分地争论，中国经济才有机会浴火重生。让我们记住凯恩斯在1936年写下的这句话：“那些认为自己完全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实干家，通常是某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 “Practical men, who believe themselves to be quite exempt from any intellectual influence, are usually the slave of some defunct economist.” ）

　　科斯没忘记勉励中国的经济学人们，“要将思想变成现实，比我行将进入的长眠要难一些。你们将要按照你们在这个会议上所说的去做，实现它们，让人民幸福，我也将感到幸福，我感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