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桌罗兰德

　　【名家/新秀】（财新专栏作家 张丹红）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科隆上了一所经济专科学校。它是给在职人员开的，只在晚上和周末上课。三年的课程浓缩到一年，那简直是一年非人的生活。我坚持了下来，甚至还对那一段保留着美好的记忆，这和我的同桌不无关系。

　　罗兰德那时候三十出头儿，长得很帅；中等身材，体格健美——后来知道他骑山地车已经是专业水平。他很外向，第一个课间休息便把“家底儿”全兜了出来：他已婚（看来婚姻还蛮幸福），是一家大保险公司董事长的司机。董事长很器重他，要他拿个文凭，毕业后可安排其他工作。

　　我们几乎每个课间都一起聊天，有时候还有其他同学在一起。和我们并排的两个小伙子是开棺材铺的，听他们聊起生死之间的职业和生活，常常带着黑色幽默，再接着上课似乎就不那么疲倦了。

　　我们的课是晚上6点到9点。我5点半下班以后便像打仗似的往城里赶，经常是踩着点儿和老师一起走进课堂。有一次罗兰德上课的时候听到我的肚子咕咕叫，课间便把他的面包分给我一半。下次上课他干脆也给我买了一份。我知道德国人一般在钱的问题上你我分明，有时候夫妻都明算账，所以我马上问他多少钱，他手一挥：“算了吧，这点儿面包我还请得起你。别看我不过是司机，可一个月毛收入5000多马克呢。”

　　好像生活节奏越快，时间也就过得越快。那一年苦读转眼过去。毕业后我们自然是各奔东西。罗兰德给我来过两次邮件。第一个邮件告诉我董事长很快给了他新的任务，大有幸福生活节节高的味道；收到他第二个邮件是大约三年之后，他说老婆在科隆呆腻了，想南下慕尼黑，他只好奉陪，不过在这个经济蓬勃的城市很快有了新的着落。

　　之后十几年杳无音讯。谁知道鬼使神差，偏偏在我今年夏天去慕尼黑短暂逗留之前，收到罗兰德的短信：“但愿你一切都好。你什么时候来慕尼黑？我很想和你聊聊。”

　　我们约好了在英国公园见面。如果不是他笑眯眯地直奔我走过来，我大概不会想到面前这个头发灰白、面容憔悴的男子竟是17年前伴我寒窗苦读的帅哥儿。他扳着我的肩膀端详半天之后说：“你一点儿也没变样。”我马上违心地说：“你也是。”并努力掩饰着内心的震惊。

　　我们找了一家自助的啤酒园：选好了吃喝，先结帐，后落座。我不太饿，只拿了一个咸面包圈和一杯啤酒，也有不愿让罗兰德太破费的意思。到了付款台，我又是吃惊不小：他居然只付了他自己的啤酒和香肠。我可不是那种认定男人请客为天经地义的女人，在德国早已习惯了各结各的账，可罗兰德在我印象里是个绝不能让女士掏钱包的男人，是那种老式的绅士。我还记得罗兰德在结业仪式几天前就提出要求：“那天晚上不许你接受别人的邀请，我想请你吃一顿盛餐。”

　　那确实是一个很高档的馆子，所以罗兰德西装革履地来接我。我们一边喝着红酒，一边聊着对未来的憧憬，好像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罗兰德突然从西装内兜里掏出一本书，一看作者竟是他本人。原来这是一本艾费尔山区山地线路及其沿途风景的描述，是罗兰德的亲历。我不得不再一次对这位司机刮目相看。书的扉页上有几行字：“我有幸在你人生道路上陪你走了一段。你是我见到的最聪明的女性之一，希望你利用自己的才智。罗兰德”

　　坐在啤酒园的长凳上，我努力寻找罗兰德当年的灵气，也寻找着话题以打破沉默：“你业余时间还骑车吗？”他苦笑了一下说：“早买不起山地车了。”他开始讲起自己这些年的遭遇。

　　罗兰德在慕尼黑供职的第一家公司给了他5600马克的月薪，与在科隆的保险公司差不多。马克变欧元的时候，他的工资减半。这没什么奇怪，一欧元大致相当于两个马克。不过，餐饮业借此机会敲顾客的竹杠，干脆把马克的价格直接变成了欧元。所以当初很多德国人恨透了欧元，认为它带来了高通胀。这其实只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欧元诞生以来的年均通胀率只有2%，比马克的时代要低（那时候是3%）。我对罗兰德说，我当时也觉得受了骗，工资降了一半，很多价格却没有按照欧元折算。可是水涨船高，工资一般来说会逐年增长啊。

　　罗兰德叹了口气：“我的月工资确实涨到了3000欧元。可是几年前先是老婆和我离婚，接着是失业。”不过，他很快找到了新的工作，就在原公司的斜对面。美中不足的是：这里的月薪一下减了400欧元，而且这几年一直原地踏步。

　　我感到难以置信：“德国经济不是很好吗？公司的订单簿都是满满的。”罗兰德说：“那都是面向出口的企业。我们这些和外国没有业务的公司就不那么滋润了。我们一天到晚听到的就是提高效率，精简人员，有一份工作总比失业强。”

　　2600欧元，刨去大约40%的苛捐杂税，剩下不到1600。在慕尼黑这样高价的城市够花吗？罗兰德好像看出我正在替他算账，马上给我提供更多的数字：“城里的房子我根本租不起，所以我搬到了附近的农村。一个月房租700欧元。”由于住在乡下，他离不了车，每月光是汽油就得200。还剩不到700欧元。罗兰德继续说：“我的医疗保险每月300。”为什么这么贵？在德国作雇员，雇主给你出一半的医疗保险费，因此这意味着他实际的月保险费为600欧元。要知道，德国的医疗保险分法定和私人的，法定保险费按工资计算，罗兰德不够最高的一级（只有这一级才是每月600欧元），而年收入5万以上才能转入私人保险。

　　他看到我不太相信的样子，解释说：“我在科隆工作的时候，工资超过了当时加入私人保险的门槛，于是我保了私人险，而且签了协议，即使收入下降也不离私保。”年轻人投私保，费用一般远远低于法定保险，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保险金额越来越高，且没有上限。不管是年轻时过于自信还是过于轻率，医疗保险将是罗兰德的一个心病。

　　算下来，他每月吃穿用的“经费”不到400欧元。怪不得罗兰德早把“请客”这个词从他的生活中删除掉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想转移一下话题：“你有女朋友吗？”罗兰德苦笑：“谁愿意跟我这个穷光蛋在一起？”他接着说，现在工作还好歹过得去，退休之后恐怕得在桥底下睡了。

　　我突然想起20年前我们周末紧张复习、准备结业考试的情景。当大脑已经失去接受能力的时候，罗兰德提议去酒馆散散心。不知是谁问起大家对考试的期待。开棺材铺的两个小伙子在这点上也步调一致。他们要求自己平均成绩是3分（德国实行6分制，大约95分以上为1分，3分大致相当于70到80分）。我看着罗兰德，他说：“我的目标是2分。”他接着转向我说：“你不用问，准是1分。”我说那当然，既然考试就要争取最好成绩。罗兰德使劲咬了一下嘴唇：“那好吧，向你们中国人学习，我也争取1分。”

　　初夏傍晚的小风仍然凉意十足，我觉得眼前这个刚刚50岁就为退休生活发愁的男人怎么也不能和当初那个奋发上进的年轻人联系到一起。正有些感伤的时候，罗兰德打断我的思绪：“说了半天我自己，你怎么样？”“我很好。调到经济部后不久，就赶上欧元危机爆发。从此我就和危机镖上了”，我不假思索地说出这番话，马上知道捅了马蜂窝。罗兰德咬牙切齿地说：“我的持续危机就是欧元造成的。你们媒体和那些政客们成天重复一个谎言 ——德国是欧元最大的获益者。可真正获益的只有出口企业和在那里工作的员工。而像我这样的德国人——我估计人数在一半以上，我们失去了一个坚挺的货币和强劲的购买力，我们手里的货币朝不保夕，我们为南欧国家承担的风险已经是天文数字。所以今年秋天我要投选择党一票。”

　　选择党俗称反欧元党，今年4月刚刚成立。它主张南欧受困国退出欧元区，否则德国就该主动出局，免得引火烧身。在9月22日的大选中，该党获得4.7%的选票，只差13万张票（0.3%）就进了议会。选举的那天晚上，我又想到了罗兰德，不知他是兴奋，还是失望。除了默默为他祝福，希望他还有时来运转的机会，我这个昔日的同桌还能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