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设立始末

　　【财新网】（专栏作家 林采宜 特约作者 杨超）一般认为自由贸易区有广义自贸区和狭义自贸区之分。前者泛指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逐步取消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从而促进贸易合作。上海自贸区属于后者，指在设定为自贸区的领土内，运入的任何货物就进口关税及其他各税而言都可认定在关境以外，从而免于海关监管制度。和国内已有的各类保税区不同，上海自贸区的最大特色是“境内关外”的特殊海关监管制度，即“一线（自贸区与国境线）放开，二线（自贸区与非自贸区）管住”。当前世界上已经有超过600个类似的自由贸易港，如香港、德国汉堡、巴拿马科隆等。

　　本届政府高调设立上海自贸区的动议主要来自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共同推动。

　　内因无疑来自于中国经济寻求新增长点的现实需求。中国经济在前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广泛受惠于开放红利——无论是从1984年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放，还是1992年小平南巡提出的深化改革开放的国策，再到2001年末中国加入WTO，无一不是以开放促改革，以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当前国际需求疲弱，劳动力成本升高导致产业转移，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在这样的换挡当口，以建设自贸区为发端，无疑是中国经济走出增长困境的现实选择。

　　外因源于全球贸易竞争。2008年美国宣布参与“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该协定要求成员国彼此免除关税，并且全面开放包括农业、金融服务业在内的几乎所有经济领域，实现资本、人员的真正流动。目前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力图通过TPP、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议）和PSA（诸边服务业协议）形成新一代高规格的全球贸易和服务规则来取代WTO。陌生的游戏规则和可能出现的新贸易格局倒逼中国在较短的时间窗口内开展试验。目前来看中国直接参与TPP或有困难，而以自贸区为试验田，让所有国家都来投资贸易则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它既为改革试验留下了容忍区域——倘若失败，因为范围限定，实际影响也较为有限，而一旦成功，则可以扩大推广并对接整个中国经济。因此，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是应对国际新的贸易合作格局和投资格局的必要举措。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贸区规划正式启动，而其设立进程则可追朔到2011年。当时上海政府就曾向国家有关管理部门提交在上海综合保税区设立自由贸易园区的申请。2013年1月1日，上海方面在《上海市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条例》中，首次提出要在上海“探索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自由贸易园区”。

　　2013年3月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调研期间考察外高桥保税区，表示鼓励支持上海积极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试点先行，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园区试验区。随后上海方面开始配合国家有关部委制定《上海自由贸易园区建设总体方案》。

　　5月14日，上海自由贸易区项目获得国家层面立项。5月下旬，浦东自由贸易区试点方案经由上海市政府讨论并肯定后，上报中央相关部门，进入会签阶段。

　　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自此，上海自贸区方案正式敲定。

　　8月30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会议决定，上海自贸区将暂停部分涉外资法律，决定从2013年10月1日起实行。

　　9月27日,国务院公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实施细则或将在年底前陆续出炉，扩区安排亦在酝酿之中。目前，上海浦东的不少主干道上已经树起通向自贸区的标志性路牌。

　　3月份，李克强总理在上海召开座谈会时曾指出，“我们要用开放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事实上，除了惠及贸易本身，自贸区的深层次出发点正是通过制度安排，在构建发展红利的同时推动垄断行业(主要是金融行业)的应变和政府角色的转变，从而实现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各方面迹象表明，作为本届政府推进决心最大、实施基础最好的一个试验品，上海自贸区正开足马力，破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