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梧：地方政府应向社会组织放权

　　【财新网】（记者 蓝方）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议题中，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最受人关注。在民间对政府“放权”的期待中，如何“放权”亦是重要议题。

　　2013年10月23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主办的时事报告会上表示，面对地方政府公司化、无序竞争等问题，下一步不再简单地是中央向地方放权，而是健全社会组织，地方政府向社会组织放权。

　　宋晓梧认为，社会组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巨大。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最好的机制，便是相同利益主体组织起来，自己协调、维权自律。宋晓梧指出，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这样的机制有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中国从计划经济、政府统一配制资源转向市场配制资源，政府既要负责不断地发育市场主体，同时又需要不断地“革自己的命”，减少自己手里的权限，更多地交还给社会。

　　但在过去，学界的研究集中于如何搞活单个企业，没有考虑企业应该如何组织起来。宋晓梧举例，例如钢铁协会，应该代表钢铁企业的利益，与煤炭企业谈价格；工人的工会，要和雇主组织谈工资价格、劳动福利。中国对各种行业组织、社会组织的自主权考虑不足，由此造成一种情况，“政府一旦向社会放权，上千万的企业就有点各行其是”。宋晓梧指出，政府面对这种情况，不得不又去重新加强审批、加强宏观调控。

　　“本来可以通过行业自律自行协调解决的问题，现在都变成政府来解决。”宋晓梧认为，“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政府在简政放权方面进展非常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们机构改革进展非常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单从总数上来看，中国社会组织的数量并不少。根据民政部数据，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9.9万个。但宋晓梧指出，按人均行业组织数量来看，在国际范围比较中国仍然偏少。更关键的是，这些组织的质量不高。“我们这些行业协会、社会组织，主要是官办、官管、官运作的。”宋晓梧表示，这样一来还是政府在直接运作，“还是政府自己背着。”

　　宋晓梧指出，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导致中国的“简政放权”长期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两级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限于各个行政机构之间的权力划分。宋晓梧认为，在改革初期，中央向地方放权是正确的，地方活跃起来，相互竞争，促进经济发展。但到现在，地方政府竞争已经形成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由于无序竞争，造成产业产能过剩、环境污染、过度压低劳动力成本等问题。宋晓梧认为，解决这些问题，不是简单地中央再向地方放权，而是健全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也要向社会组织放权。

　　根据今年三月发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到2017年，中国要基本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宋晓梧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改革，“不仅对于政府的简政放权是至关重要，对于我们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都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