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园晨：双重体制是如何形成的（之三）

稳定制度预期 降低转轨成本

　　财新记者：在中国向市场取向的改革中，作为宏观调控主要手段的财政、税收、金融等是如何改革的？

　　戴园晨：在市场改革中改善宏观调控，重点是有效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手段。适应实际经济运行中的需要，为此，我曾撰写了一系列有关财政、税收和金融调控的论文。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之路，经济转轨也是渐进的。它表现为双重转轨，即体制模式转换与发展模式转换。体制模式转换包含了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轨，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向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模式的转轨；发展模式转换包含了发展的产业重点转移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二元经济并存向二元经济整合的转轨以及由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轨。

　　双重转轨对于微观基础运行有着重大影响。随着“投资饥渴症”的消失，经济发展从投资推动转向消费推动，从封闭型发展模式向开放型发展模式过渡，在这个过渡中出现从进口替代转到出口导向以及资本的引进与外流。微观基础正是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活动的。面对由此形成的通缩，宏观调控的基本方针是扩大内需。我认为，机制转换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需求管理成为主线，但需求管理有局限性，提出加快结构调整，促使增加有效供给的供给管理对策，并提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互补与互促。

　　中国过去在相当长时间里，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推动，然而随着需求不足和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尤其是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还受到市场准入限制和融资约束，投资渠道不畅。因此，我除了论证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扩大投资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改革融资体制、拓宽融资渠道的政策建议。

　　社会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终点是消费，投资于某一领域增加供给是为了满足消费。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消费是增长的，但与收入增长相对比，出现了消费倾向下降的状况，这种下降的原因很多，而制度预期不稳定也起着重要作用。为此，要实行从抑制型消费战略转向鼓励型消费战略的对策，以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并且适应补偿性消费增长弱化和消费共振淡化的趋势，鼓励消费。

　　扩张性财政政策历来是一项短期政策，具有局限性。应从公共部门债务状况综合考虑赤字财政可持续性边界，以避免风险的累积。我在大概十年前提出的这些建议，现在看来也还是适用的。

还个人和企业以选择自由

　　财新记者：你曾经对个人、企业的经济行为选择进行过实证分析研究。你分析的基本结论是什么？

　　戴园晨：中国曾经有过一段没有选择自由的时期，几亿人只需要一个头脑来思考，个人和企业的行为都由上级来决定，人们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没有迁居的自由，只能作为“螺丝钉”，在哪里拧住便在哪里待下去。而且，住房分配和凭证凭票供应使得消费自由也受到极大限制。

　　至于企业，也并无自主决策的选择自由。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理论研究中，我不断呼吁给个人以选择自由权，给企业以经营自主权。我以为，改革的核心就是还自由选择权给个人和企业。

　　经济学里强调的经济人假说，是把利益作为人们选择的惟一目标。然而，人既具有经济人的一面，又同时存在着作为社会人的一面，个人除了对收入即利益的要求之外，还有着安全、享受、受人尊重、参与社交、自我发展和实现理想等多方面的需要，从而在有偿劳动之外还会有种种不求报酬的为社会奉献，还需要有能够自由支配的闲暇以实现自己的爱好。这样，人们在获得选择自由之后，出现了选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可供理论探讨的新问题也不断萌现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