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二胎勿复迟疑

　　财新记者 常红晓

　　据权威人士透露，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做出决策，将放开“单独”（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家庭生二胎。这是生育政策调整的重要一步，值得肯定。不过，仅仅放开“单独”家庭生二胎是不够的，中国应该以此为契机，开放“二胎”，最终应取消生育限制。

　　新一届政府成立后，人口计生委并入卫生部，成立卫生计生委，生育政策制定权转归发改委，为生育政策调整提供了体制契机。近年来，人口学界、经济学家都认为，应当尽快放开二胎。

　　笔者认为，基于中国生育率已经很低的现实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积极、稳妥地放开二胎，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尽快付诸实施。

　　概而言之，放开二胎，其利多多：一则让生育真正成为家庭的计划，还权于民，彰显新一届领导集体顺应民心、尊重人权的执政理念，二则可缓解劳动力短缺导致的宏观经济失速，缓解日趋严峻的老龄化和社会支付危机；三是改善伴随生育控制造成的男女性别严重失调，消除一些县乡政府或计生部门的计生罚款苛政，改善执政党与人民的关系。

　　放开二胎，也并非没有代价。但是，这些代价并非不可化解，从长远看，放开二胎必然是利大于弊。无论是从政治上看，还是从经济上看，当期收益都是正的；而且，这种收益是指向未来的，对应对老龄化危机、防止宏观经济失速、降低性别失调，也将是正收益。

　　放开二胎，短期内新生人口会明显增加。亦即人口学家所言的“生育堆积”。人口学界此前已有计算，中国放开二胎后数年，每年新生人口可能增加四五百万人，不会增至官方预估的一千万人。同时，人口学家也认为，这种短期增长的局面并不会持续。

　　这些新增的出生人口的确会消耗社会资源，但其成人后，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社会财富。那种单纯把人口当作负担、把人口当作“分母”的观点可能是不客观的。毕竟，人是经济增长和创造财富的要素，也是扩大内需的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始行“一胎为主”的生育政策。3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的生育率已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中国的内在生育率20年前已开始下降，目前每年净增长600多万人口，主要是人口发展的惯性所致。十多年后，中国人口规模将达到14.5亿人峰值，此后将较快下降，并呈现负增长态势。

　　2010年4月公布的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此前官方预测相比，中国实际的总和生育率已严重偏低，可能低于1.5以下。也就是说，平均一对夫妇终其一生只生1.5个孩子，人口总量由增转减的拐点指日可待。此前担忧的“人口爆炸”已不足为虑。

　　中国十年前已迈入老龄化国家之列，此次普查显示，老龄化程度高于此前估计。未来二三十年，中国老龄化必将进一步加剧。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行将结束，劳动力供应即将转为短缺，养老金支付风险、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增长减速不容忽视。

　　更值得注意的是，现行生育政策耗费巨大社会资源和政治成本，一些地方和基层政府部门以计生罚款和计划生育为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粗暴执法，知法犯法，执法犯法，正在侵蚀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在这种情势下，适时放开二胎，解除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较快增长的人力资源瓶颈，缓解因生育控制造成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养老金危机、失独家庭累积，彻底减轻全国计生系统40多万人的行政压力和成本，避免“邵氏”弃儿等悲剧，可谓善莫大焉。

　　目前，从专业人口学家的建议看，放开二胎后，以下技术性对策应该明确：首先，放开生育限制，把生育决策权交给个人和家庭，为终极目标。目前，作为第一步，应尽快实施“单独”家庭生二胎的政策；经积累经验后，可适时在城市和农村放开二胎。

　　当然，“单独”生二胎，直至放开二胎，取消生育限制，是重大的政策和体制调整，将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必须谨慎从事，周密设计，稳妥实施。

　　就政策制定者而言，一方面要研究和制定放开二胎及其配套政策，减缓开放二胎的生育堆积；修改《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调整和改革现行社会抚养费制度；另一方面，应着手研究制订县乡人口和计生管理人员的分流方案，为放开二胎提供组织和体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