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要做这样的官

　　【名家/新秀】（财新专栏作家 吴谦立）骆家辉就要离任了。

　　国内媒体把他上任以来的一些报道又拿出来再炒一遍，再度引来读者许多感慨。说来悲哀，我们的政治生活实在太不正常才会如此荒诞不经：一个大使没有因为促进两国友谊的努力被驻在国人民记住，相反人们念兹在兹的是他喝咖啡、吃晚饭、住旅馆这等生活小事，这大概也可以算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奇景吧。

　　普通读者的论调是希望国内的官员也能向骆家辉那样低调做官，其实我要说，即使是从官员自身的利益来看，也应该意识到“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官要做这样的官”。

　　首先要说明的是骆的所作所为，从西方的角度来说，并没有什么另类——其他官员也是如此，只不过那些金发碧眼黄毛的“鬼子”们，本非我类，我们平时也就从不注意他们的这些细节。

　　就拿住旅馆来说，骆家辉当初的那番言辞完全是事实。美国官员出差实行的是津贴（per diem）制度：每天的吃、住、行开销有个总额规定。而这个总额标准是由美国国务院的专门部门制定的。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那个时候，中国经济还没有崛起，经济还没有红火到位居世界第二，货币还没有发行这么多，高档消费还没有如此疯狂。但即使是那时，按照美国国务院的那个标准，不要说到上海、北京出差，纵然是在非旅游旺季到南京、杭州这类城市，要真地吃住都在当地的五星、四星宾馆的话，开销肯定也是会超过那个标准的。西方官员固然很少有人会公款私用，但是一般人对于因公掏私钱却也是很不情愿的。那个时候的总领事就曾经向我们哀叹过，出差对他来说是个头痛的事情：当初他刚入行做初级外交官时，在其他国家出差还能找一些便宜旅馆省下几个钱，可眼下已经身为高级外交官，无论到哪里出差，总要拜会省长、市长，要对方的车跑到小弄堂来接他总有些难堪吧。当然，话又要说回来，我们出差，中方外事接待单位大都热情备至，在当地的出行全由他们安排照顾，还大小宴会不断，不至于为吃、行掏腰包。

　　即使是请客，美国政府也有严格的人均消费规定。请客有两种，一种是专请少数高层官员的宴会(banquet)，属于小范围坐下来正式地上几道菜吃；还有一种是招待会性质(reception)，以某件事为由头，大规模邀请有关各方名流、贤达等出席，大家站着边吃边聊。我还记得当时每到宴请某位官员前，总领事夫妇都要抓耳挠腮一番，还要把厨师请去再三斟酌菜单。因为关于请客的标准限制在那里，如何既省又好地在完全能够报销的情况下还能让久经宴会考验的中方官员满意，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一门大学问。最后能够做的办法通常是“人海战术”：把宴请和相隔不久的招待会放在一起报销，因为通常招待会发出几百封请柬，却总有一批人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出席。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如果恰好刚开过招待会，那么就请厨师解放思想，利用上次招待会多余的一些食料烹饪一番，创造性地做出美味佳肴来。

　　这种限制，肯定让国内官员嗤之以鼻，认为如此还“不如回家卖红薯”。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另一面，则又是另一番景象了：这只是对外请客，对内就轻松多了。无论是直接关系到自己升迁的顶头上司大使来，还是能够影响自己未来发展的国务院高层官员来，或者是向来以难伺候出名的议员来，总领事在请他们吃饭上面都从来没有犯过难，该AA制需要对方付钱的地方也不必客气，根本不用为了迎合对方的爱好，仔细揣摩对方心思而小心翼翼、战战兢兢，更不会有“因公”牺牲在酒桌上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即使贵为副总统的拜登来，骆家辉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带他钻胡同找小吃。

　　曾有国内官员公开宣称自己属于“弱势群体”。从某个角度来说，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一方面，对于上司必须恭恭敬敬、唯命是从，稍有不慎就会前途丧尽，即使对于同僚也得笑脸相向，毕竟自己升迁时组织部门还得在这些人中间搞“民意测验”；另一方面，民智已开，在如今网络时代，毕竟民众对于官员实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并不难。官员们的这种时刻小心、处处谨慎、患得患失的心理，不是局外人能够体会的，难怪通常我们的官员时间长了都会因过度小心而失去了个性。

　　然而，西方政府官员虽然被各种清规戒律束缚着手脚，却不必如此诚惶诚恐地过日子。在西方社会，政府官员里面大致有三类人：一是政治领袖，这些人靠选票上台，民望就是硬道理，只要能够说服选民，大可性格张扬地在自己的舞台上尽现自己的演技；二是幕僚，这些人平时都有自己养家糊口的专业，或大学教授或律师银行家或企业管理人员，一旦自己跟随的主人当选或者自己的主人向当选的领袖推荐，自己也就成为升天的鸡犬之一，不仅可以入朝为官，说不定还能因缘际会有所作为；三是公务员，基本是铁饭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晋升一般靠熬年头凭资历，也许有些职位短期内被第二类人占据，但是自己的级别、工资未必受影响，而且前面两类人来去无定制，一场选举就可以把他们赶下去，而公务员们却可以一直盘踞政府高位“惯看秋月春风”，“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这种制度一方面约束了官员们胡作非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让他们不必事事仰人鼻息，只要依照制度完成自己的角色就可以了，因此对他们人格的完整、个人的尊严予以了充分保障。同时，由于制度确保了官场、商场、研究智库的相通，无论哪类官员只要愿意、又有价值，都可以随时自由选择脱离官场，去另一个领域发挥作用，同时也有机会再回官场重做“冯妇”。这样的旋转门式制度，给予官员多条出路，又迫使他们始终维持一门谋生的技能，断不至于除了当官就什么都不会，也就更加让他们不必对上司低三下四。

　　因此，他们完全可以做出一些在我们眼里“因私废公”的举动来。无论是这次骆家辉的辞职、还是上次总书记和奥巴马高峰会谈时，对方夫人没有露面，都是以要照顾小孩为名义。不管其真实原因是否如其所言，这在西方官场却完全是个可以拿得上台面的正当理由。

　　由于每个官员的尊严都得到保障，虽然西方官场照样存在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权力斗争，却不必斗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也由于每个官员仕途晋升有规则可寻，因此多少都有些自尊自爱，不至于在严格的制度约束下面，仍然不择手段地枉法徇私。

　　这一点对于我们的政府体制改革应该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自从两千年前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中国历史就是皇权不断巩固的历史，但吊诡的是，这同时也是官僚文化不断膨胀、圆熟的过程，官僚集团在最高统治者不断地压制下面形成了特殊的生存方式和规则。虽然官员们大都凭着“又红(通晓儒家伦理)又专”才能晋身官场，也不乏初出茅庐时坚守道德底线者，但是浸淫在官僚圈子这个大酱缸里时间长了，大都成为一个个厚黑学大师。最高统治者虽然可以生杀予夺，但在约束官员贪污方面却好比《猫和老鼠(Tom and Jerry)》那样，大多数时候沦为被杰瑞鼠官僚集团百般耍弄的汤姆猫。

　　这也是为什么对于刚过去的三中全会所规划的改革蓝图，其实际效果需要时间来观察。比如说将要实行的官邸制，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在其他方面也作严格而又切实可行的配套改革，虽然表面上可以解决高级官员多占住房的问题，但实质上只是给高级官员多了一个“合法”地收受贿赂的渠道：某人晋升市长将要搬进官邸之际，一定会在辖区内“突然”涌现出许多“毫不相干”的人士“发现”他原来的住房是那样地有助于自己的工作、生活，因此这些人纷纷竞价要求购买或租赁他的住房，最终以“市场价”被某位出最高价者获得，于是这位市长堂而皇之地多了一笔“合法”巨额收入！

　　六十多年前，一位美国大使离开中国时，我们兴奋地传诵那篇充满了狂妄自大、尖酸刻薄的《别了，司徒雷登》。如今，我们总算知道了司徒大使人格的高尚，以及作为教育家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即使作为大使，他在政治上面也不是一无是处。在时任省委书记、现任总书记的关怀下，我们迎回了司徒大使的骨灰，把它安葬在其出生地杭州（虽然未能如其遗愿葬在北大未名湖畔）。

　　今天，骆大使要离开了，媒体发表的《别了，辉哥》让读者唏嘘不已。但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官员能够明白只有实行现代化的政府体制，才是保障他们个人尊严、人格的最佳途径。

　　不过，现在他们似乎还不明白，不然，官方媒体不会甘冒干涉他国内政的风险去谆谆教诲骆家辉要“好好做驻华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