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股票投资的人是需要一定的乐观精神的。股票的表现取决于未来,对未来的估计如果非常悲观,那么股票就不是一种合适的投资标的。
纵然有乐观的精神,事实上,股票投资者还是天生就是弱者。巴菲特说美国的投资者只拥有D级的股票,其他更高级的股票属于政府的税收。而中国投资者可能连F级股票都很难拥有。各级政府的A、B、C级股票通过税收获得稳定回报,企业即使倒台也没什么损失。而企业的大股东、管理层至少拥有D、E级股票。他们可以控制公司,可以利益输送,可以用投资者的钱给自己发各种好处。他们掌握所有的内部信息,而投资者永远被蒙在鼓里。投资者要的不多,只希望能喝一口经过A、B、C、D、E级瓜分后剩下的汤。但是,往往这种最低的愿望也难以实现。作为弱者,投资者惟一的权利就是用脚投票。他们永远惹不起,必须躲得起。
对于未来的经济形势,很多谨慎的投资者都感到悲观。无论从宏观到微观,到处都有重大风险存在。人们普遍预期未来会有重大的经济波动发生,股市则反映了这种悲观的预期。
目前,我一直追踪的50家市值较大的A股公司的CAPE(经七年周期调整市盈率)大约在12倍左右,而从2005年以来的历史平均值为29倍左右。
与历史相比较,2007年的6000点时,这些A股公司的CAPE值高达85倍。与国际上相比较,耶鲁大学的罗勃·席勒教授所计算的目前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十年CAPE为24倍左右,恰好为A股的一倍。也就是说美国股市目前的估值比A股贵了将近1倍。从长期看,美国股市过去100多年的CAPE均值为16倍左右。著名投资公司GMO最近出版的2013年二季度致投资者的信中预测,如果未来股市回归均值,新兴市场在未来七年后有8%左右的年度复合增长,而美国股票将会有负的投资回报。
但是,简单的估值对比与均值回归无法涵盖未来可能发生的“黑天鹅事件”。正如过去发生的非理性极高估值泡沫一样,市场有可能先陷入非理性的极低估值,然后才逐渐回归长期均值。股市是一个复杂系统,定量分析只有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才是有用的。一种很可能的情况:未来的风险是所有投资者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种不确定性已经无法用数学来预测估计。正如人们常说的,“能用钱解决的就不是大问题”,在投资中真正能用数学预测估计(而不是掩耳盗铃式的走过场)的风险就是可控的,不是大问题。所以那些根本无法估计的风险对投资者是致命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真羡慕那些现在还在市场中拼命搏杀的新投资者,他们那种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希望,那种一切尽在掌握中的兴奋与乐观,是深入研究过目前状况的人们所不可能再拥有的。有时候,不知,反而是福。而对于那些经验丰富的投资者来说,船已经驶入了黑暗而没有航标的水域,那些还在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用历史估值指导方向的投资者无疑在刻舟求剑,在心理上安慰自己。
从更大范围看,高度的不确定性是目前世界几大经济体的共同特征。中国过去十几年,甚至30年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一个拐点。过去几年的各种巨大刺激政策已经把这个模式推到了极限,经济的深层次矛盾一拖再拖,经济的很多指标甚至已经超越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最高极限。拐点之后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拐点过后将是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域。另一方面,美国史无前例的天量QE也接近了拐点,如何收场,没有人知道。伯南克反正明年一月就离开办公室,如何收场是继任者耶伦的事情。在美联储,一个新手将边学边干,不断试错。与此同时,日本的安倍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试验,其真正的后果不得而知。要知道,各国的监管者不是神,没有超人一样的能力,而且他们的工具越强大,对市场的影响越大,一旦犯错后果也更严重,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在以上这三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只要单独有一个发生问题,影响都是世界性的。而所有这些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相互交叉影响,相互反馈,这就是当前投资者面临的复杂现实局面。
巨大的风险,高度的不确定性,复杂的局面,所有这些让投资者陷入深深的悲观。也许远离股票市场是目前投资者最好的选择。但是,当投资者的悲观到了极致,一片黑色之中,反而有了一丝乐观的火焰。这种乐观是一种希望,远离市场,在做了最坏的打算之后,希望中国经济能历经改革,浴火重生,凤凰涅槃,重整河山待后生。
作者为投资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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