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与心的对话

　　题名指向一封“情书”，与《独立宣言》同出自一人之手，即托马斯·杰斐逊。这里不谈《宣言》而谈《对话》，并非想以猎奇的情场八卦消费伟人，只因为，革命与爱情（或一般意义上的激情），实为一体之两面。出于特定灵魂结构的爱情品质，往往表征乃至决定着革命品质。因此，透视伟人的激情及其品质，说不定可以举一反三地透视某个时代或国家的革命品质。一个假说：或许《对话》中深藏着解读《宣言》的密钥。

　　1785年，沉浸丧妻之痛三年的杰斐逊，在政坛友人的好意下出使法国，希望远离故土可以纾解已近自杀的抑郁。他驻法四年，其间革命危机正逐渐迫近，但这一时期他的通信，大多是寄情山水，平静悠闲——若未邂逅柯斯韦夫人的话。

　　邂逅发生在1786年8月，杰斐逊43岁，柯斯韦夫人27岁。她是一个英国肖像画家的妻子，是位颇有名气的音乐家、作曲家、画家和雕刻家，风雅、端庄、美丽、柔和，艺术品位非凡，言谈举止脱俗⋯⋯友人的介绍还未结束，杰斐逊已无法自持，先是忘记按礼仪吻女士的手，后是编造理由取消当晚原定的宴会。此后整整六周，两人几乎天天形影相伴，纵心谈艺，流连胜景。当事人自己说，每时每刻都是让人惬意的。

　　“时间之轮转得飞快，我们的四轮马车望尘莫及”，不久夫人陪丈夫返英了。杰斐逊亲自到驿站送行，如他后来所说，送走离人的那一刻，自己成了行尸走肉。孤独和悲伤让人深刻，脑与心的对话也由此开始。

　　脑认为人动心是可耻的。它谴责心的鲁莽、愚蠢和不知节制：我一开始便告诫你在滥用情感，时过境迁定会痛不欲生。那女人的魅力没人否认，但你难道不知，越是如此，离别之痛便越尖刻。改变生活态度吧，学会在迈步前瞻前顾后，深思熟虑。你想快乐吗？那先把快乐和随之而来的痛苦放到天平两边，由结果决定取舍。

　　脑很深沉：最要紧的是反求诸己，寻求独属自己的幸福，把幸福之源由别人移到自己身上。别人可从我们这里夺走的东西，都不属于我们，不能把快乐奠基在这上面。真正属于人的，是某种知识，某种决定真理和自然、操纵物质和运动的法则。脑劝诫心：把社会的喧嚣和混乱留给别人吧，让我们退回自己的内心。友谊嘛，说到底是和他人的愚蠢不幸结盟。自己的不幸已经足够，何必再自讨苦吃去分担别人的？

　　心认为死灰枯木般的冷静不可接受，它针锋相对：人世最大的乐趣，不恰是为不幸者流同情之泪、与一无所有者分享面包么？在这以贫困和意外为常态的世界上，主张离群索居，拒绝一切帮助，把自己包裹在自给自足的外衣中，这是自欺欺人。脑寻求的，其实是与世隔绝、血气干枯的修道士在底层密室追寻的孤僻乐趣，是理想的哲学家追逐的穿着真理外衣的幽灵，那幸福是虚幻的，而那所谓至高无上的智慧，实为至高无上的愚蠢。同样，脑的天平演算的是一种糟糕的算术，它把友谊算成了零或零以下的东西。它不敢指向幸福，只能死守比痛苦更甚的无痛苦。

　　更成奇观的是心并不闭锁，而是勇敢地开疆辟土，主张自己的王国：科学归脑，道德归我。若要化圆为方或计算彗星轨迹，那是脑的职责，我没权过问；但若事关同情、感恩、仁慈或正义，那便进入了我的王国，你不得染指。恰是在这个语境之下，心突然走出男女之爱的领域，提到一次自己曾因脑的计较，拒绝搭载一个受伤的士兵，拒绝施舍一个穷女人。最后它更质问：即如美国，如果当初只是计较利益，那屈服于英国好了，利益不会少，生活不会差，何必独立？——这还是一封“情书”么？

　　人不是不朽的，哪能期待不朽的享乐？没有无刺的蔷薇，也找不到无杂质的快乐。让随快乐而来的痛苦继续吧，爱世人也愿意被世人爱的我，甘愿接受这代价。“我已把这些善良的人藏在心中，竭尽一生来爱他们。命运若把他们安排在地球这边而把我安排在另一边，我的爱将弥漫地球，直达他们。”这赤裸的爱情表白，仿佛也在期许着面向人类的、要勇敢地追求幸福的“道德之国”。

　　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心是这场对话当然的胜者。不过，如果作者的命意只是披肝沥胆，直抒胸臆，那么何必再烦劳脑搅扰场面？事实相反：分手的第二年，两人又在巴黎见面，但热情趋于平淡。他们维持通信关系直至杰斐逊去世，并彼此保留对方来信。没有更多了。美国少了一个情场圣手，多了一个建国国父，这算脑的胜利和心的失败么？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