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超生”不需道歉

　　【名家/新秀】（财新网专栏作家 梁建章 特约作者 黄文政）2013年5月上旬以来，导演张艺谋涉嫌“超生”一事不时被媒体热炒，我们曾就此撰文，呼吁张艺谋拒绝交纳所谓的社会抚养费，也就是俗称的“超生罚款”。2013年12月1日，张艺谋通过代理人发表声明，承认与妻子陈婷育有两子一女，愿意接受卫计委调查，并依照规定接受相应处罚，并对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向公众道歉。

　　我们可以理解张艺谋面临的压力，尊重他决定配合卫计委调查以及愿意接受处罚的选择。我们也相信他对于事件造成的社会影响深感不安，因此愿意诚心向公众表达歉意。但是，我们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让社会真正思考“超生”的是非曲直，特别是对“超生”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否有哪怕一点合理之处？更重要的是，到底谁需要对民众道歉？

　　针对张艺谋超生事件，江苏省计划生育部门有关负责人曾表示，如果情况属实，将按照《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张艺谋征收社会抚养费。那么，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什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的解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这种说辞极其荒唐。首先，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养育孩子本质上是对未来的投资。多出生的孩子在成年前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这些孩子成年之后也会创造更多的公共资源。如果说中国的社会真的落后到不能给多出的孩子提供所需的公共资源，而必须要他们的父母来补偿社会，那么这些孩子在成人以后，社会就应该反过来去补偿这些父母，因为他们更多的孩子给未来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公共资源。请问，现在有什么计划来补偿“多生”父母对未来的更大贡献？

　　其次，中国现在孩子占人口的比例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也远低于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水平。过去的中国能够让所有父母自主生育的孩子，全世界的几乎所有国家也都能做得到，偏偏今天的中国不行？过去十年，中国农村小学因为生源不足等原因关闭了一半以上，无数希望小学被废弃。不仅农村，城市也因为孩子减少在关闭学校。前些年，北京市也因为生源急剧萎缩大量关闭学校，小学数量从2000年的近2000所降至2008年的1202所。到底是孩子太多而无法提供公共资源，还是孩子太少导致已有资源的巨大浪费？

　　再次，既然社会抚养费是让多生的父母来补偿养育他们的孩子所使用社会公共资源，那么这笔钱应该投入到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之中。但是实际征收的社会抚养费除了用来支撑现有的计划生育体系之外，有多少被投入到创造养育多生出的孩子所需的公共资源上？或者说，现有父母养育孩子所使用的公共资源中有多少是来自社会抚养费。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社会抚养费对创造养育更多孩子所需的“公共资源”的贡献基本为零。因此,即便在操作层面,社会抚养费也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

　　实际上，对所谓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完全是颠倒黑白。在传统家庭养老中，父母既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也是将来享受孩子赡养的受益者。在社会养老下，父母仅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但孩子将来支撑的却是整个养老体系，受益者是全社会。因此对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既违背经济规律，也违反道义原则，因为不生或者少生者，年轻时付出少，年老后部分却靠他人孩子的劳动来养老,而多生的父母以自己的付出给社会贡献了更多的养老体系的支撑者，但却因此受到惩罚。这是何等荒唐？

　　2012年7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起草人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等15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尽快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全面修改工作。其中建议之一就是取消社会抚养费。湛中乐表示：“取消或废除社会抚养费制度,不仅体现了对生育权作为基本人权的保护,还能避免现行社会抚养费制度实施过程中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现象。”

　　对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完全颠倒了正常社会该有的养育观念，让人们觉得多生孩子是自私自利，是占了国家的便宜。但实际上，多生孩子是利他行为，是利国利民，这在社会化养老的时代，特别是极低生育率的今天更是如此。父母生育孩子是以自己巨大的成本在给国家和民族做真正的贡献。社会抚养费制度乃至严厉的生育限制所基于的基本假设是“人的负担大于贡献”，这点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人口是民族之根本，也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人在成年前是物质财富的消耗者，工作后是财富的创造者。总体来说，人一生的贡献要大于消耗，否则人类社会不可能进步。

　　在几十年一边倒的宣传下，在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的无数伦理悲剧下，在对多生者以征收所谓社会抚养费的名义进行的惩罚下，大部分人已经忘记了生育控制政策的目标本身是否有道理，更忘记了当年的论证是多么粗糙和荒诞。甚至当社会付出的代价越大，人们潜意识中反而越有可能觉得这个政策对国家和民族有利。因为正常人的思维是，如果这个政策没有任何道理，为什么要让社会付出这么大代价呢？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政策错得太离谱，人们在情感和情理上反而难以相信它是错的。

　　然而，我们要强调的是，严厉化生育限制恰恰就是错在根子上。如同我们在财新网上发表的系列文章所示，支持生育限制的各种观点听起来似乎都很有道理，但深入思考和分析却发现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全民族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生育限制换来的是人口极度老化和急剧衰减，最终后果是消费和生产将同步萎缩，大部分行业会成为夕阳行业，投资意愿低迷，基础设施更新的动力和财力弱化，现有设施面临日益老化甚至废弃，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步伐将大幅度减缓，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停滞甚至萎缩，国力衰退。长期低生育率将使中国的发展被釜底抽薪，中国的崛起将如昙花一现之后就迅速成为昨日黄花，中国世纪还未真正开始就将落幕。

　　这一切并不奇怪，因为一个把孩子当成负担，甚至采用各种手段减之而后快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在如此低的生育率下，养育更多孩子是给民族的未来做更大的贡献，即使不能得到本该得到的补助，也不应该因此受到惩罚，更不需要道歉。

　　除中国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之后仍然限制生育。而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至今已超过20年。中国早已经陷入了严重的低生育率陷阱，即使立即全面放开生育，在有限的反弹之后，生育率依然会下滑到远低于替代水平。如果不强力鼓励生育，中国未来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将不可避免，这将给中国经济、社会、国防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甚至严重动摇中华文明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生育部门依然我行我素，为了部门私利，一再使用离谱的数据来误导决策层，拖延放开生育的时间。生育政策的后果有几十年的滞后。在可预见的将来，生育限制的恶果会越加凸显，越来越多的人将认识到始于1980年的严厉生育限制政策完全是个错误，而顽固坚持生育限制的计划生育部门迟早会成为千夫所指的角色。因此，真正需要道歉的不是生了更多孩子的张艺谋，而是把部门私利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的计划生育机构。他们需要为自己的错误向全民族道歉，我们希望这天早日到来。

　　最后，我们再次呼吁张艺谋拒绝缴纳一分一毫的社会抚养费。这不是金钱问题，也不是荣誉问题，而是为了最基本的社会公平和道义原则。如果卫计委决定征收巨额社会抚养费，我们建议张艺谋捐出等额资金成立基金会救助因为强制一胎化而产生的失独家庭。如果被法院强制执行缴纳社会抚养费，我们建议张艺谋一直上诉把官司打下去，不仅为中国的法制建设贡献一己之力，更促使整个社会深入而广泛地讨论这个影响到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