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明生：中日关系如何解结

　　财新记者 陈立雄

　　中日如何解决“岛争”问题？ 东京大学法学系教授高原明生（Akio Takahara）10月20日，在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采访时认为，两国间存在许多误解，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确认基本事实，降低双方民族主义情绪。最终，两国解决问题的惟一处方是“同意可以有不同意见”。

　　虽然中国和日本在2013年迎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35周年，但由于去年两国“岛争”事件发酵，双边关系仍处于空前低点，不用说两国领导人尚未举行会谈，甚至部长级会谈也遭暂停。最近，两国财经界人士互相访问，呈现摆脱“政冷经冷”的迹象。但是，钓鱼岛周边仍然存在偶然冲突的风险。

　　高原明生对目前紧张局面深感忧虑。10月22日，包括高原在内的数名研究近现代中国问题学者在东京召开记者会，作为新建“思考新型日中关系研究者会”活动一环，发表了呼吁书《超越排他性民族主义》。其中提到，“日中双方的政府与国民，不能因眼前的利益或一时的冲动迷失方向，我们需要冷静地行动。作为学者，我们也愿意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

　　此前，高原曾在10月中旬赴北京参加主题为“东亚地区秩序的构建：协商与合作”的研讨会。他在会上指出，中国国内对外交方向有两种声音：较强的声音认为，由于中国国力提升，中国拥有使用实力获得利益的能力与权利。也有部分人反对这种自信的、甚至攻击性的看法。这部分人基于认同国际准则当中的价值观，更加关注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形象，在面对与外国的争论时，呼吁既温和又调和的态度。

　　本刊刊发这篇专访，意在让中国读者多一些思考的维度。显然，这并不表明我们完全赞同高原明生教授的陈述和判断。

　　财新《中国改革》：你出版过《日中关系史 1972-2012》这样的书。今年是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35周年。过去多年里，中日关系发生了哪些结构上的变化？

　　高原明生：“冷战”构造的消失给双边关系带来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在日本看来，中日关系当中，安全保障的比重提升了。从中国角度看，在双边关系上安全保障一直是很重要的主题。在第一个20年里，中方主要从中苏关系出发看安全保障问题，同时也关注日本重整军备以及军国主义复活，虽然从日本角度看这是不会发生的；另一方面，当时日本不太认为苏联及中国是威胁，日本倒是重视经济。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与苏联改善了关系。紧随其后，中国对日最重要领域转移到经济。这样，双方的价值得到一致，于是得以创造80年代这一日中之间的“黄金时代”。但到90年代，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安全环境突然改变，中国也制定《领海法》。同时，自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国开始快速发展，中国自己也出现变化了，这是改变日中关系的一个很大动力。中国提高国力，包括军力，因此两国实力的平衡发生变化。日本此刻才感觉到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财新《中国改革》：在安倍政权下，如何看待中日关系走向？

　　高原明生：中国设定一些条件，比如为举行首脑会谈，日本先要承认领土问题的存在。中方会否降低这些要求值得关注。双方要找到围绕岛屿双赢的表达方法。另外，财界开始动作，经济领域的交流会否进一步变得活跃也值得关注。

　　财新《中国改革》：与以往的中日不和不同，去年起中日关系恶化影响到经济领域。两国之间贸易和投资数量均下降，陷入被称为“政冷经冷”的困境。你怎么看待此局面？

　　高原明生：据我判断，日中经济交流出现衰退迹象并不是中方说的那样完全归因于政治关系。说得确切一点，这更受到经济方面因素，包括中国经济减速因素的影响。今年上半年，日本对中国贸易同比减少10.8%，但日本整体贸易也下降了10.1%。这也跟全球贸易有关系——中日的景气和全球经济都联系在一起，因此，并不能单独归因于中日关系。另外，虽然投资增长率呈现减少，但上半年还是实现了超过10%的增长。从投资总额角度看，日本对华投资仍有美国5倍的规模，同时也多于整个欧盟的投资。

　　财新《中国改革》：中日部长级对话处于暂停状态。你认为中日近期将会重启这个级别的交流吗？

　　高原明生：我觉得会。其他领域的合作给两国国民带来好处，没有停止的理由。

　　财新《中国改革》：在你看来，中日如何能够解决“岛争”？你多次表示中日只能“同意可以有不同意见（Agree to disagree）”，你能说明一下吗？

　　高原明生：两国外交部门正在展开谈判。双方需要了解事实是什么。即使能够承认同一个事实，双方的理解仍然不同。为什么理解不同？两国要再次细查这些根本的事情。比如，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语言和概念的定义都不一样。先要澄清概念的定义，否则无法讨论。

　　围绕岛屿的表达必须是日中双赢的。中方现在向日方要求承认领土问题的存在。日方则称，不能承认领土问题的存在。因此“领土问题”这样的词句还是不能用。如果出现这一词，将会引起两国打架。还是需要用别的词句。我曾提出过，可以用“问题”这个词句。日本现在说，确实存在外交问题，但中方不能接受“外交问题”这样的表达。如果用“问题”这个词，日方可以向自己国民说，“‘问题’是指外交问题”，中方也可以说“‘问题’是指领土问题”。无论如何，实际情况没有任何变化，两国只能同意可以有不同意见。中国也了解这一点。

　　财新《中国改革》：假如中日在表面上如此达成协议，岛屿周边偶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否依然存在？

　　高原明生：日中今年将迎来签署和平条约35周年。双方要仔细学习该条约的精神，不要行使武力，也不要通过武力威胁，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纠纷。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最好达到互相了解。目前，中方向日方要求更具体的措施，如不要建设港口、不要派遣公务员、不要派船等。但这样的措施是日本不能承诺的。

　　日中之间存在非常多的误解，各自提出理解与主张。除了外交部门之外，包括媒体在内，大家也应该参与共同探求事实是什么。“实事求是”非常重要，两国要相互了解为什么理解不同，理解不同所在。只要这样做，就可以相当程度降低民族主义情绪。

　　财新《中国改革》：中日首脑近期频繁访问东盟各国，给人两国为东盟竞争的印象。你的看法是什么？

　　高原明生：东盟能否维持一体性是个问题，东盟现在本身处于关键时刻，内部也存在悲观论。有跟中国发生纠纷的国家，也有没有跟中国纠纷的国家。尤其是在中国海洋活动变得频繁之后，他们的立场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很难说在2015年打造东盟共同体这一目标能够顺利实现。在与中国争端方面，菲律宾最为强硬，越南模棱两可，但在面对严峻海洋问题时不得不对抗中国。文莱和马来西亚也是围绕领土问题的当事国。针对“九段线”，印尼也是相关方。去年在柬埔寨召开会议时，首次未能发表联合声明，那是一个典型例子。

　　财新《中国改革》：今年上半年，日本对东盟投资已超过去年全额，同时达到对华投资的2倍以上。东盟同时也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争取对象。你怎么看待中日两国在经济领域展开地区性竞争？

　　高原明生：存在竞争领域是一个事实。中国人很在乎主导权，日本人则没有那么关注这一点。主导权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当然，健康的竞争是欢迎的，但只有竞争领域就不好。双方要扩大合作领域，日本在东盟没有跟中国吵架的必要，跟中国合作就好，这样可以实现各方双赢的局面。但现在还没有智慧，也没有政治气氛。从这个角度看，中日两国尽快解决“岛争”问题很重要。

　　财新《中国改革》：中日两国在哪些领域可以合作？

　　高原明生：在许多领域可以合作。现在已经有很多合作的领域。中方想要的是提高能效以及环境保护等，还有非传统安全保障领域，比如应对索马里海盗。此外，在传染病对策、毒品对策上，两国也展开合作。我们要了解这些合作及其重要性，从而进一步扩大这些合作。此外，在双边合作方面，日本继续展开利民工程，技术合作。我认为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日本还在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除此之外，有很多民间NGO在中国为当地居民的安全保障做出贡献。日本并没有遏制中国发展的打算，但有些人就这么说。他们要看事实。

　　财新《中国改革》：日本近期深化美日同盟，安倍也考虑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甚至有人士认为，日本应该在亚洲发挥跟英国一样的作用。怎么看？

　　高原明生：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讨论未来走向仍然不清晰。公明党（编者注：自民党与公明党形成执政联盟）反对，安倍也放弃了在年内实现这一目标想法，因为这个比较难。日本国民会否同意也不清晰，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态度也不确定。从伊拉克战争看出，以前美国是想要的，但美国现在不想发动战争，在叙利亚也是这样，在利比亚也如此。我比较怀疑美国期待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安倍政府获得了压倒性多数议席，在此基础上，有些人想推动这些措施，但估计不会那么顺利实现。修宪更不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