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开启平权运动

　　【战胜市场】（财新专栏作家 刘胜军）20世纪60年代，美国掀起了浩大的平权运动，国会于1964年通过了《公民权利法》，以帮助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赢得公平竞争的机会。这场运动影响深远：1965－1995年30年间，美国黑人家庭达到中产阶级的比例从18％提升到40％，在管理和技术领域的就业率增加了两倍。美国总统奥巴马、前任驻华大使骆家辉都是平权运动的受益者。

　　平权运动的历史意义深远，它促进了社会公平和谐，减少了社会族群对立，扩大了中产阶级，对美国社会的繁荣稳定功不可没。

　　平等权利之必要，不仅仅根植于“人人生而平等”（Man is created equal）的价值观，更在于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对于努力要“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进而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而言，平权同样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课题，其核心是消除所有制歧视和城乡差异，以及恢复政府的“中性化”。

　　市场经济的奥秘

　　在人类社会的漫漫探索中，市场经济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市场经济的奥秘之处在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引导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市场经济不仅不回避“人性自私”这一命题，反而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在人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市场机制会自动导致“人人为我、社会最优”的结果。

　　然而，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端赖于一个重要条件：公平竞争。每个市场参与主体都是公平的，竞争比拼的是努力程度、创新、管理、机遇等等。垄断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天敌，因为一旦形成垄断，垄断者就可以利用其市场地位破坏公平竞争、扼杀创新。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AT&T被分拆、微软屡屡遭遇反垄断起诉。更重要的是，合理的竞争还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利用权力谋利，要确保这一点惟有依靠法治。

　　中国1.0版市场经济的公平缺陷

　　1993年中国正式确立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迸发的活力带来了长达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脱胎于计划经济，还很不完善，其中市场参与主体的不平等是一大缺陷。

　　首先，央企存在较多的行政性垄断。由于历史的原因，政府赋予了央企在石油、电信、金融等一些重要领域的垄断权利。垄断是最强大的商业模式。因此，民企进入上述垄断领域长期不得其门而入。2005年国务院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2010年新36条，都是为打破央企垄断做出的尝试，但均无功而返。此外，尽管中国2008年就颁布实施了《反垄断法》，但并未明确将央企的行政垄断界定为非法。

　　其次，由于体制性原因，国有企业天然地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如果剔除国企在土地、银行贷款、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国企其实是亏损的。但在现实中，国企利用与政府的亲近性不断扩张，不仅违背中央决议进入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国资委曾要求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但未见成效），而且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总体趋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四万亿刺激和地方政府投资大跃进中，国企再次获得大部分信贷和项目资源。

　　再次，权贵资本崛起破坏公平竞争。政府部门依然保留了大量审批权（如发改委、证监会）和经济资源支配权（如土地、税收、财政补贴、国企），甚至出现“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现象。由于政府部门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尝到了权力的甜头，“权力搅买卖”的现象日趋严重，企业家对官员和权力趋之若鹜。一方面，我们看到落马官员与企业家形成了配合默契的“价值链”，例如薄熙来与徐明，刘志军与丁书苗；另一方面，官员子女经商日趋普遍化。PE等新金融的出现，为官员子女套现权力提供了便捷而合法的通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问题愈演愈烈，对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带来了极大破坏。不仅腐败难以遏制，而且企业家精神被边缘化。一旦地方大员落马（如深圳前市长许宗衡），当地企业家纷纷如惊弓之鸟。

　　三中全会《决定》开启平权运动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认识到了市场经济1.0版本的诸多缺陷，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这些改革如能落实，市场参与主体有望实现真正的公平竞争，推动中国经济升级为2.0版。

　　首先，《决定》明确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而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决定》强调“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对于备受关注的反垄断问题，《决定》提出“ 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就具体改革内容而言，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都有助于消除金融领域的所有者歧视。

　　其次，要实现市场参与主体的公平竞争，政府就必须回归“中性”，改变既作裁判又作运动员的扭曲现状。为此，《决定》开宗明义提出“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重新对政府职能进行顶层设计，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决定》将政府职责界定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弥补市场失灵”。为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决定》要求“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除涉及国家安全、生态安全、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重大公共利益外，政府不再审批。”

　　再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痼疾，而城乡居民在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权利差异则是深层次原因。《决定》把消除城乡差异、推动深度城镇化作为重要任务。围绕这一点，户籍、土地、农民财产权利成为改革的重点内容。在户籍改革方面，《决定》提出“建制镇和小城市全面放开，中等城市有序放开，大城市合理确定落户条件，特大城市严格控制”；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决定》要求“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在消除城乡差异方面，“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流转；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对集体资产股份、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农民住房财产权。”显然，户籍、土地与农民财产权利方面的改革，正是为了缩小城市居民与农民的身份差异所带来的权利差异，为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创造条件。

　　最后，司法改革为平权运动提供保障。长期以来，司法不独立是中国社会一大弊病。近年来，随着政府涉足经济活动加深（尤其是征地、拆迁、环保），利益纠纷激增，而司法则屡屡成为官员达致目的的便捷“工具”。薄熙来在重庆发起的唱红打黑运动可谓典型，薄对司法体系的操控、王立军对警察权力的扩充，所向披靡，企业家或俯首称臣，或锒铛入狱，或流亡海外。正是由于法治的退步，企业家缺乏安全感，出现大批移民海外的“弃船效应”。

　　企业家移民潮，财富流失倒在其次，企业家精神的丧失更堪忧虑。离开了企业家精神，市场经济也就丧失了灵魂。司法改革亦是《决定》之亮点，其要点有四：1.落实宪法，“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2.守法要从政府做起，“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3.地方司法独立，“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4.恢复司法审判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2.0版市场经济

　　从上述视角观察可以发现，推动各市场参与主体的权利平等化，乃贯穿《决定》的主轴；恢复政府的“中性”，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平权之关键；推动司法独立、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则是平权运动的制度保障。

　　如果《决定》勾勒的中国式平权运动得以落实，中国将有望从1.0版本的“权力主导型市场经济”转变为2.0版本的“法治的市场经济”，避免沦为“攫取性体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所指向的权贵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