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与北京：雾霾双城记

　　【财新网】（Globalist-Heidi Strebel and Jean-Pierre Lehmann）“空气启示录”（Airpocalypse）这个词已经相当适用于北京：几乎看不到的天际线，戴口罩的市民，沉默得令人惊异的街道。污染指数一度超过了“危险”级别，达到“指数外”，这显示出了问题的普遍性和危害。

　　从许多角度看，北京的故事是工业化主题的一个变种，它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的起源。“绿色”工业革命其实并未在地球上的任何角落发生。

　　尽管做这样的对比有些困难，但21世纪的北京就像是19世纪的伦敦——它们都是其时全球崛起速度最快的工业国家的首都。

　　双重标准的风险

　　英国的户外空气污染，并不只发生在维多利亚工业时代的英格兰，或是狄更斯笔下的伦敦。令人窒息的烟雾——通常被称作“黄色烟雾”（peasoupers）——长时间地笼罩伦敦，一直到1950年代还未散去。

　　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Great Smog）据信在最严重的一周里造成了4500人死亡，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继续肆虐，一共夺去超过12000条生命。因此，西方国家在污染水平方面指责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时候应该十分小心，因为他们冒着使用双重标准的风险。

　　在19世纪的伦敦，煤炭是烟雾的主要来源。人们大量燃烧煤炭用于住宅及其他建筑物的供暖。到了20世纪中期，工业和车辆排放的其他有毒排放物也加入进来。

　　现在中国消费着近全球接近一半的煤炭，煤炭仍是这个国家的主要能源来源。北京及周边地区人口众多、工业密集，再加上城市被丘陵地形环绕的地形，这些因素一起推动空气污染在一年中的某些时期达到和超过“危险”水平。

　　空气污染致死

　　空气污染致死（Killer air pollution）是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环境、经济和社会）相互依存关系的典型例子。

　　各方对这些变量的研究不尽相同，但相比于那些研究环境退化、社会不公和经济增长的抽象理论，数字显得更有说服力，也更体现紧迫性。

　　刚进入21世纪时，世界银行就估算称，由于空气污染引起的疾病和死亡，中国每年损失了GDP的 2%-3%。

　　而根据哈佛大学、约翰·霍金斯大学、东京大学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出版的《全球疾病负担报告2010》（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2010 report），在中国2010年当年的早逝人群中，户外空气污染是120万人死亡的主要致病因素。

　　在2013年年初空气污染达到高峰时，北京医院接收的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增多，商家因为空气净化器热销得益，除此之外无人获益。

　　重新思考经济发展

　　在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文献中，增长被视作万灵丹。在现实中，它却没并非包治百病，更难以成为环境污染的解药。

　　有观点认为，各个国家的发展都需要经历工业化的“肮脏”阶段；只有这样它们才能达到一定的繁荣程度；随后，回报刺激、公众需求以及金融、技术手段才能共同发挥作用，将污染水平降低。

　　这种“理论”在1990年代被经济学家们推崇，他们声称在不同的国家中找到了该理论的经验性证据。理论被命名为“环境库茨涅兹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

　　EKC用一条倒U型曲线显示污染水平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其中后者代表着经济增长。环境退化先是随着人们收入的上升而加剧，直到出现一个拐点，随后环境退化开始减缓，而收入则会继续增长。然后，经济增长这个“自变量”会带来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减排技术的引入，和大众对环境质量需求的增强。

　　在过去十年中，EKC在理论和经验性证据上已经广受批判，例如其数据和建模技术水平不足。而最大的问题是，实证研究的结果并不能确定人均收入和污染水平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

　　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达成之后，并不会自动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污染物的减排——无论是向空气、水还是土壤——只有通过投资、政府监管和人们行为的改变才能实现，而不是通过增长本身。

　　走与留

　　北京居民呼吁政府采取行动、减少户外空气污染，他们所代表的收入阶层相当广泛。当孩子们一连数天甚至数周被留在室内，当他们开始患上呼吸疾病时，任何收入水平的父母都会忧虑并要求改变。

　　因此，北京和其他中国城市的反污染呼声已经越来越高。除了呼吁政府采取行动外，不同收入的家长也正进行着不同的行动。

　　口罩人人都买得起，但在北京，售价高达3000美元的空气净化器对很多人来说过于昂贵。

　　本土精英学校和国际学校正在投资新的基础设施，为学生提供室内体育设施，加装高级空气净化系统。例如，北京顺义国际学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eijing）已经投资570万美元建造大型室内体育馆。

　　对付雾霾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自己离开。正如富裕的伦敦人回到乡下老家逃避黄色烟雾一样，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和外国定居者也干脆离开了北京。然而低收入者没有这样的选择，他们留下来呼吸呛人的空气。

　　污染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因为它给穷人们带来更多痛苦。这些人更多地暴露在污染中，经常无力承担预防或治疗相关疾病的费用。

　　伦敦的昨天 北京的明天

　　1858年，英国下议院的一场会议被迫取消，因为议员们实在无法忍受泰晤士河里垂死的鱼散发出的恶臭。此事过去一百年后——也就是从今天算的约五十年前，人们宣布泰晤士河已经在生物学意义上“死亡”，不再适合生物生存。

　　在近几十年来的努力之下，泰晤士河已经起死回生。如今，河中有125种鱼类和400种无脊椎动物。它们还成为多种鸟类的食物，为生物多样性做出贡献。

　　伦敦的污染故事很长，绵延了超过一个世纪。而北京不能再承担如此长时间的污染——那对北京乃至整个地球都将是一场灾难。

　　但相比于拿“西方空气比你好”来训诫北京的做法，我们更应该加强合作，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损害及毁灭脱钩的迫切性，并采取适当的措施。

　　北京污染故事的下一章，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关键的叙事之一。它决定着我们将居住的这个地球；也决定着我们会留给子孙后代的那个地球。

　　对北京市民、中国公民还有全人类来说，这个故事都理应有一个快乐的结局。

　　作者简介：Heidi Strebel为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全球CEO中心研究员，Jean-Pierre Lehmann为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国际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

　　（财新记者 阎晓琳 译）

　　原文链接：http://www.theglobalist.com/london-beijing-polluted-tale-two-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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