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中日韩和解先需各方政治承诺

　　财新记者 陈立雄

　　林德在其著作《道歉国家》中挑战传统观点并表明，若国家公开道歉，其在国内会引发保守派的反弹，结果道歉并不总是推向和解。

　　林德在11月14日至15日赴北京参加由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等举办的“峨山北京论2013”。时值中日韩出现不和，中日之间领土纠纷对立，慰安妇以及战争劳工问题依然未解，韩国和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也重又翻出，但韩国总统朴槿惠还是提议三国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对此种种，林德给财新记者分析了东北亚三国如何能够化解围绕历史的不和。

　　财新记者：关于中日关系，有观点认为领土争端的发酵会在两国引起民族主义的高涨。你的看法如何？

　　林德：无疑，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土问题变得更紧张、更危险，这是很让人担心的。由于同盟义务，美国对该地区事务的参与度很高。美国非常担心这件事情，尤其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媒体追逐很负面的日本报道。在日本，人们始终在说民族主义正在兴起。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了解民族主义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同时看到，日本在很多方面是受到抑制的。例如，我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举止非常稳健。去年中国的反日游行期间，我对这种行为和暴力的程度大为吃惊，而日本的反应是绝对抑制的，但这被未被公认。这与日本民族主义在兴起这样的说法不太符合。这让我感觉好了一些。但我在中国没有看到跟日本一样的情况，看起来有很多情绪的煽动。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岛屿问题上建立交战规则（rules of engagement），并在中国、日本和美国之间建立尽可能清晰的沟通。好消息是各方都想要它。我对是否会出现弄清楚主权的解决办法并不乐观，但好消息是各方保持平静状态，是一个好迹象。

　　财新记者：韩国总统朴槿惠最近说与日本领导人举行会谈没有意义，除非日本承认历史错误。你如何看待当前日韩关系？

　　林德：处理过去问题需要双方的妥协。日本需要比以前更加妥协并承认战争时期历史。例如，日本历史课本不包括很多占领韩国的史实。这对两个国家的民众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历史，因为如果日本人不知道这段时期的历史，怎么可能与韩国人保持良好关系？了解是不可缺乏的。按妥协精神，在教授年轻人这段历史的事情上，日本 要做更多。

　　那么，你可以跟韩国说，你们也要妥协。韩国人对日本人说，“对我们来说，你认识历史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们不顾它，这是无礼的，否定它既使人不快又令人忧虑”，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想要日本更加承认历史，但除此之外，韩国参与攻击日本，甚至说，“我们不想跟你说话”这种哗众取宠是无益的。韩国总统朴槿惠举止显示不愿意妥协。我在日本看到一些做出妥协的意愿，但并不是普遍的。有些日本领导人明显不太在乎邻国的敏感性。在我看来，两国依靠的是愿意采用妥协精神的双方温和派。

　　财新记者：韩国法院近期宣布判决，要求日本企业对二战劳工做出赔偿。这在日本引起担忧，也有看法认为中国法院也会做出类似判决。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林德：我看这是很明确的法律问题。这事已经被解决。1965年条约（《韩日请求权协定》）显示，日本不需再支付赔款。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论坛上有个韩国学者指出的观点，即日本太条文主义了。日方反应往往是：“我们不需要支付赔款，因为1965年条约已解决了”。但在我看来，这是过度条文主义的。我理解这是正确说法，但恐怕不是日本最有建设性的政策。你可以对比的是西德。西德已有可以不再支付赔款的条约，不过，统一的德国建立了一个基金，为强制劳动或奴隶付出赔偿。他们发现，为这些受害者付出赔偿符合国家利益。所以我觉得日本非常条文主义。

　　正确政策沿着“如果我们付出赔偿，那么这会导致更多赔偿要求的螺旋”这个逻辑，这样的政策（付出赔偿）也许不是一个好政策。但也有可能是，“我们应该要付出”。反正，日本的说法是，“按照1965年条约……，因此不要付出赔偿”，这样很不具有建设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没有新的意义。这不是他们在乎的，日本没有给予人们想听到的。日本是否应该付出赔偿，是否应该建立基金，我没有答案。这是过度条文主义不符合日本利益的例子。

　　财新记者：日本没有给受害者传达自己的感情，这在韩国是否会引起另一轮强烈反应？

　　林德：最强有力的方式之一是表示同情——“我理解我们伤害过你们”。但日本不做这件事情。通过我所有研究，最近一直思考的是，这是对人类和国家都很强有力的方式。说“我们伤害过你们，我们理解你们受痛苦”，这是尊重其他人们姿态，这表明你重视这个关系。这连道歉都不是，这仅仅是同情的表露。我觉得日本表现出这种姿态就非常好。

　　财新记者：一系列日本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失言，从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关于南京大屠杀言论，到大阪市长桥下彻关于慰安妇言论。你如何分析日本民众和政治家对这些言论的反应？

　　林德：有两种关于过去的言论使人们展开激烈讨论。我说的人们是指媒体以及学者。你看到他们提出某种强烈抗议。其中之一是用很保守主义的方式谈及过去，比如说美国罗姆尼（Mitt Romney）。他们（保守派）面对强烈反应是因为媒体和学者是很自由主义的。因为他们的世界观与观察者恰好拥有的世界观非常不同，这让看到这件事情的读者心烦意乱。我觉得这种报道是不好的，令人遗憾，因为罗姆尼拥有完全可辩解的世界观。我不必同意它，但说“我相信爱国精神，我是这样打造爱国精神和爱国主义”， 人们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一种关于历史的争议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是，像桥下彻那样否定历史事件的行为，对受害者真的很不尊重。在我看来，这不是可接受的政治发言。“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这简直是否认事实，是不正确的。如果你是领导人，你不能这么说。你可以说，“我们要求的军事策略使我们杀死非常多人，让我们讨论是否不得不这么做吧。”所以你在这里可以讨论，但是不能否认事实。

　　第一种言论是完全可辩解的，我将安倍部分的而不是全部的发言归为这个种类。例如，他说日本侵略过邻国，我们深刻感到亚洲人民的痛苦。他对于如何产生爱国精神持有不同看法。我认为他推动的政策是保守派的主流看法而已。他有时走得太远，像加藤先生（编者注：参加论坛的朝日新闻编辑委员加藤洋一）所说“稍微落在了‘好球区’（编者注：“好球区”是棒球术语）的外面”，桥下彻或名古屋市长是远远地落在了外面，是不行的。

　　如果世界看日本，保守派当选还不错。这在美国也经常发生。但如果极端主义者当选并做得很好，民众认为他们很好，像名古屋市长表示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的话，那么这将引起世界各国的众多忧虑。他们想要引起忧虑？他们想要成为这样做的那种国家？我不这么认为。他们是世界上的善良市民。他们在很多方面为人权做出很大贡献。如果日本不适应于人权，那是出人意外的。这是日本的选择。投票人、学者、知识分子、政治领袖以及政党领导人共同形成了这个反应。

　　财新记者：韩国总统朴槿惠提议中日韩三国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你怎么看？

　　林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一个可以追求的事情。我研究了历史教学以及关于历史教学的争论。我们应该要教给学生什么样的历史，在一个国家内争论都这么激烈，自由派在一边，保守派在另一边，他们对于历史教科书应该要说什么持有非常不同的观点。所以要让三个国家坐下来谈，那会非常混乱，尤其是当他们不致力于和解的时候。

　　我的观点是，为了解决历史问题，你先需要做出和解的承诺，然后会更容易解决历史问题。但如果好争吵的三个集团坐在一起，它们将会争议不断，因为它们尚未同意“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不是这三个国家持有的意愿。我希望这是可以改变的。但现在的情况是：“你这样做，你应该向我道歉，你这么做，我已经道歉了”。所以听起来像是一场灾难。

　　我希望他们能走到一起，并且有一个富有成效的交流。我想，在教科书问题上，它们可能会建立一个不错的“二轨外交”。我很赞成尝试，但并不乐观。我觉得，在政治层面上做出和解的承诺后，会出现最大的进步。

　　财新记者：你在写《道歉国家》的过程中发现哪些观点？

　　林德：传统观点认为，为了和解道歉是必要的。另一个传统观点是，道歉是一种良药。关于第一点，我发现，（中日韩）与法国和德国的情况存在共同看法。“哦，德国道歉了，因此他们能够与法国和解”。其实我发现，这与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不一致。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是，在德国真正开始大规模道歉行动之前，法国和德国就已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达成和解。因此，我们应该从该事情中汲取的教训是，我们应该看确实做了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他们承认了，对世界承担责任，并没有否认过去历史。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欣慰的事情。

　　人们说日本应该像德国，但甚至德国都没有如此。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第二点，道歉是一种良药。这也是一个共同的看法。我提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即日本道歉了很多次。因为这是一个具有争议的事情，并引发了反弹。所以对于日本的情况，它并不是一个良药。在许多国家，我们看到同一种反弹。为何你没有在德国看到反弹，是因为它当时处于非常特殊的情况下。

　　财新记者：那么为了实现和解，三国可以做什么？你有什么建议？

　　林德：通常情况下，和解是由战略需要引起的。所以如果没有战略需要，我不预期会有和解。这些国家都有激化问题的国内政治理由。所以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如果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希望就这些问题取得进展，我将回到妥协这一点。他们每个人都需要软化立场。日本必须承认更多，也要同情。韩国需要更加后退。中国需要更加后退并接受。我想，韩国和中国有必要说，“没关系，我们愿意把这个问题留给过去”。各方要有一点点妥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