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坚：汽车限购暴露政府道德风险

　　【背景】12月15日19时，天津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以及实施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也就是“限购＋限行”，以便优化城市交通环境，缓解交通拥堵状况，改善空气环境质量。至此，中国四大直辖市中，已经有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城市对汽车增量实施限制措施，此外，广州、贵阳等省会城市也都有类似之举。

　　为何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到限购、限行的行列？如此执政能否解决交通之痛？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认为，这些城市实施的限购政策，确有“懒政”之嫌。摇号购车造成了双重的不公平，没有政策上的连续性，当然也不可持续。如此“懒政”一方面是出于“懒”，另一方面则是“不敢作为”，因为这是最简单的办法，是一种“少得罪人，不想作为的折中主义”。

　　赵坚说，这种办法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公平——在先买车者与后买车者之间造成了不公，在公共交通的使用者和私家车使用者之间更是造成了不公平。一方面，政府用这样一种政策降低私家车保有量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政府在城市道路资源的配置上方便私家车出行，而不是给公共交通带来便捷，造成了对公共道路资源配置上的不公平。目前的交通需求管理，看起来是想少得罪人，但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将得罪所有人。

　　赵坚进一步补充说，公平的交通需求管理是对公共交通资源和利益的重新配置，必然遇到某些群体的反对。而“汽车限购令”在一线城市的相继出台，是政府道德风险的表现，因为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将难题留给了继任者。

　　“限购政策不是治堵的长远之策，对治堵作用不大，因为小汽车保有量仍然在不断增长，根本之策应当是提高私家车的拥有和使用成本，应根据私家车的排气量的不同每年收取不同的城市空间资源占用费，在城市的不同地区收取高额但有差别的停车费，通过经济杠杆使小汽车保有量与城市道路承载能力相适应。”赵坚称。

　　他解释说，解决交通拥堵，从长期考察，关键是处理好交通与土地利用的相互关系，发展轨道交通，这是城市规划和城市形态的问题；而从短期考察，则是交通需求管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交通拥堵是不公平的交通需求管理造成的。

　　他认为，私家车、公共汽车、自行车以及步行等出行方式，在使用公共交通资源上，应当享有相同的权利。而现实的状况是，我国的很多城市道路交通资源更多的方便小汽车出行，造成公共交通资源不公平配置。

　　 “就拿北京来说，道路越建越宽，造成步行和自行车出行不方便，大量的私家车占道干扰了公共汽车的运行，而小汽车在自行车道和步行道路上随意停放，占用了自行车和步行的空间，侵占了其他出行方式使用公共交通资源权利。”赵坚说。

　　在赵坚看来，要想治“堵”， 采取经济手段优于采取行政手段，而且应当对交通治理实施“一揽子”的经济调控。

　　（财新实习记者 田园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