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北“超生”父亲自杀说起

　　这些家庭甚至比艾广栋家更贫穷，但却为国家养育了杰出的航天员。这些父母虽靠自己的劳作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但比起被“社会抚养费”逼上绝路的艾广栋，他们要幸运得多，因为他们没有生活在一个为国家养育孩子却被惩罚的年代。艾广栋家被强行拉走的，被用来充当“社会抚养费”的7000多斤玉米是全家一年收入的全部来源。这些收入本可留在家里自用，真正用于抚养孩子，也许会培育出下一个王亚平或聂海胜。可以设想，要再晚一二十年，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翟志刚、张晓光可能根本没机会出生，即使父母有勇气把他们生下来，也会因巨额的社会抚养费不堪重负，甚至可能像艾广栋那样被逼身亡。

　　这些脱颖而出的航天员不仅给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也给家族带来了荣耀和实惠。孩子成功是中国父母的最大希望。多生几个孩子产生杰出人才的机率要远高于只生一个。在同住条件下，父母与孩子的智商相关性是0.42，而兄弟姐妹间的相关性是0.47 (Kaufman,2009)。据此可比较高智商少生家庭与中上智商多生家庭。这里高智商家庭是指父母一方的智商处于人群中最高1%的水平，中上智商家庭是指一方智商处于人群中最高19%的水平。假设高智商家庭生1个孩子，而中上智商家庭生3个，那么在平均意义上，高智商家庭中唯一孩子的智商要低于中上智商家庭的3个孩子中最聪明的那个。换言之，要培养杰出人才，少而精的养育方式抵不过数量优势。多一个孩子，父母就多一份希望。限制生育是在扼杀无数家庭改变命运的希望。

　　家庭的养育环境尤其是榜样的作用对培育孩子至关重要。这些经验需摸索和积累。本文作者之一在哈佛任教时同系有个同事叫蔡天西，生于1977年，22岁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成为哈佛最年轻的教授。她来自浙江一个小镇，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上面有5个哥哥。全家6兄妹有5人获博士学位，1人获硕士学位。父亲蔡笑晚被誉为人才“魔术师”，曾把自己培养孩子的经验写成《我的事业是父亲》一书 。如果再晚20年，蔡笑晚也只能培养一个最多两个孩子，他的为父经验也没多大用武之地。

　　中国庞大人口的优势未被充分发挥的原因之一是大量农村人口被排除在现代经济循环之外。城市在家庭收入、教育条件和人文环境上普遍好于农村。同样天分下，相对于城市孩子，农村特别是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孩子，在教育背景、消费习惯和从业理念上都有所不同，长大成人后，往往要经过艰辛的努力才能融入城市生活而进入现代经济循环。生育限制政策对城市和沿海地区更严厉，人为减少了成长条件更好的孩子的比例，因而延缓了人口整体素质的提升。

　　对社会发展来说，理想的生育状态也许是普通家庭平均生育两个孩子，而条件较好的平均生育三个孩子。当然，这种状态只能通过政策鼓励，而绝不应由限制来实现。任何限制政策不仅违背了民众的基本权利，在经济学上也会带来社会效益的巨大损失。

　　中国人少生也是世界的损失

　　本文作者之一曾在某次人口研讨会上问道，中国生育率如此之低为何还不鼓励生育。一位参与制定人口政策的资深人口学家不屑一顾地回答：“能让你生就不错，哪有鼓励的道理？非洲不是还有国家在控制生育吗？”在回应生育率为何总被高估时，他说：“不往高估怎么办？容许你生几个，你生不生我怎么知道，我只能给上限。”另一位更资深的人口学家则脱口而出：“中国人口的素质太低了”。另一位支持严厉控制生育的人口学家在某个节目制作时声称，“中国人多所以就像蟑螂和蚂蚁。”

　　如不是亲耳所闻，完全不能想象这些言论会出自对中国人口政策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之口。实际上，中国人口的基本素质与任何国家相比都毫不逊色。认知科学认为，智商测试能很好反映受试者的整体智力，包括理解、抽象、推理、演绎等能力及记忆力、注意力、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设计合理的测试结果不受文化背景影响（Neisser等，1996）。尽管智商的群体差异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由此衍生的歧视更违背和谐与公平原则，但鉴于许多生育限制支持者潜意识中的逆向种族主义倾向，了解一些认知科学中有关中国人的基本结论是必要的。

　　Lynn和Vanhanen在2006年出版的《智商与全球不平等》一书因涉及族群间的智商差异这一敏感话题倍受争议，但该书囊括的113个国家和地区数百个智商测试结果等翔实资料具有参考价值。 按该书的结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文化圈在105至108之间，欧洲和北美在90至102，东南亚在86至94，中东在78至87，印度82，撒哈拉以南非洲低于75。其中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数据分别来自当地的10个、11个、9个、2个不同智商测试结果的综合，每个测试的样本人数从几十至几万不等，其结果最低100，最高122。

　　大部分国家的智商测试成绩过去几十年都在上升，该现象被称为Flynn效应，一般被归功于营养水平的改善和环境的复杂化（Colom等，2005；Flynn，2009），但在一些发达国家，上升趋势在最近一二十年已停止（Sundet, 2004；Teasdale和Own，2005；Gray，2009），说明Flynn效应与智商测试可反映人类基础智力的假设并不矛盾。图1中不同年代的智商数据是对Flynn效应调整之后的，因此是可比的。

　　东亚文化圈人均智商更高在认知科学中有很多论述（Lynn，1982；Neisser等，1996；Rushton、Jensen，2006）。多项研究还表明（Winick等，1975；Clark、Hanisee，1982；Frydman和Lynn，1989），从小被领养的东亚裔孩子在后来的智商测试中成绩也要显著高于相同背景的欧洲裔和其他族裔的孩子。如果这个结论正确，那说明差异是先天性的。

　　智商测试所反映的能力对科技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按美国心理学会1995发布的《智商：已知和未知》报告（Neisser等，1996），个人智商与工作效绩、教育和收入高度相关。Lynn（2008）分析了数十个国家不同族裔间的智商差异和收入差距，发现在几乎每个国家，平均收入的顺序与平均智商的顺序一致，即东亚裔 > 欧洲裔 > 拉丁裔 > 非洲裔。例如，在巴西和加勒比海各国，东亚裔最初都是种植园苦力，但一两代人后却迅速上升到收入最高层。

　　值得指出的是，个体智商有很大的随机性，相互间的差异一般也远大于族裔间的差异，而且对个体来说，成功与否更多地取决于努力和环境等后天因素。 Herrnsten和Murray（1994，322-326页）验证了，族裔间的收入差距几乎完全可由他们智商的差异来解释；即两个不同族裔的人，如果智商相同，他们的收入几乎没有差距。这表明对个体的评判应完全基于个体特征，而不是其族裔背景；在个人能力之外，基于族裔背景所产生的偏见不仅违反道义，也毫无道理。

　　在国际比较上,《智商与全球不平等》根据192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得出人均智商与人均GDP相关性高达0.7。该书论证了这并非由于人均GDP高导致智商高，因而说明国际间人均智商的差异可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经济成就上的差距。中国人均智商按认知科学的结论处于世界最高之列，但中国发展水平依然较低，说明中国科技和经济要达到与中国人均智商相适应的水平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除人均智商不低于任何民族外，中国的文化特质也非常适合于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中国人追求世俗成功，勤劳程度不在任何民族之下，在中国随处可见夜以继日的工地，而这在其他国家难觅踪影。中国人有更强的忍耐力，注重长期和整体利益。当然，无论是智商还是文化特质都只是潜能，其对发展的作用只有通过后天的发挥才能实现。

　　在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中，少数杰出人才的开创性贡献功不可没。这是否说明真正重要的是人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其实这恰恰说明了数量的重要性。 由于杰出人才取得成功所需的个人能力通常是在人群中随机分布，人口规模越庞大，具有杰出特质的人就越多，只要选拔人才的机制公平，让人才发挥作用的环境合理，最后脱颖而出的人也越优秀。其他条件一样，从13亿人中选出的最优秀的1万人肯定比从3亿人中选出的要更优秀。

　　实际上，正是千千万万像艾广栋家这种勤劳本分的普通甚至贫寒的家庭撑起了中国社会，让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记述他曾告诉邓小平，中国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他说，新加坡人不过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而中国有的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作为世界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李光耀对中国人口的素质深具信心。他曾领导的新加坡就是由无数像艾广栋这样的贫苦农民的后裔所组成的，已迈入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列，其人口素质更居世界最前列。

　　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创造了机会。中国的极低生育率意味着勤劳、追求世俗成功、智力超凡的中华民族占世界的比例在急剧萎缩，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的损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尽管中国不是一个传统的移民接收国，但在不到世界平均一半的生育率下，经济因素可能导致大量移民涌入中国；华南已出现非法移民集聚的社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亚太区总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中国要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可能需要吸引其他国家的年轻劳动力移民。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是中国计划生育的主要鼓动者和资助者，现在却建议中国吸引移民，这无异于限制中国孩子的出生来给外国移民腾地。

　　颠倒黑白的社会抚养费

　　把艾广栋逼上绝路的是所谓的“社会抚养费”。针对社会抚养费，计划生育部门的解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这种说辞极其荒唐。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养育孩子是对未来的投资。多出生的孩子即使在成年前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但成年后却创造更多的公共资源。如果说中国社会真的落后到不能给多出的孩子提供公共资源，而必须要他们的父母来补偿，那么这些孩子在成人以后，社会就应该反过来去补偿这些父母，因为他们更多的孩子给未来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公共资源。现在有何计划来补偿多生父母对未来的更大贡献？

　　中国现在孩子占人口的比例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也低于世界大部分国家。过去一二十年，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因生源不足关闭了大量学校。 到底是孩子太多无法提供公共资源而要多生的父母补偿，还是孩子太少导致已有资源的巨大浪费？既然社会抚养费是让多生的父母来补偿社会，这笔钱应投入到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之中。但实际征收的社会抚养费除了支撑现有的计划生育体系之外，有多少用来抚养和教育孩子？

　　对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完全是颠倒黑白。在传统家庭养老中，父母既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也是将来享受孩子赡养的受益者。在社会养老下，父母仅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但孩子将来支撑的却是整个养老体系，受益的是全社会。对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既违背经济规律，也违反道义原则，因为多生的父母以自己的付出给社会贡献了更多的养老体系的支撑者，但却因此受到惩罚，这是何等荒唐？

　　绝大部分国家都明白孩子是最宝贵的资源，许多生育率远高于中国的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例如，法国政府给生育4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其中4-5个孩子的家庭是铜质，6-7个孩子的是银质，8个及以上孩子则是金质勋章。实际鼓励措施更不计其数。即便如此，法国生育率也只有2.0，依然不到更替水平。日本、韩国、台湾等也在竭力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还是在极低水平徘徊。

　　在一个生育观念正常的社会，真正的社会抚养费应是政府对艾广栋这类家庭的补助，因为他们以自己的辛劳为社会贡献了更多孩子，为将来贡献了更多的工作者和建设者。但中国现在的“社会抚养费”却在无情地惩罚他们。对艾广栋来说，“社会抚养费”不仅剥夺掉了他用来抚养孩子的最后一点能力，更是将孩子的抚养者逼上绝路。这种毫无道理、毫无道义、毫无道德的政策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