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北“超生”父亲自杀说起

    【名家/新秀】（特约作者 黄文政 财新专栏作家 梁建章）　2013年12月8日人民网报道：因长期被征收“社会抚养费”，河北省邱县龚堡村村民艾广栋于12月4日在村支书家喝农药中毒，经医院抢救无效后身亡。艾广栋与妻子谢玉凤育有4女1男。从2003年他们有第2个孩子后，村干部们就开始上门征收社会抚养费，当时要一次性收7千元。“我们家很困难，一次性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然后他们就时不时来上门收钱，有时拿走200，有时拿走500，都没开过发票。有了第3个孩子后，他们就要求一次缴6万块钱，我们更是负担不了。”谢玉凤回忆道。2013年12月3日，村干部一行5人，以收取社会抚养费为由，强行拉走艾家7000多斤玉米，而这是他家未来一年的全部收入来源。

　　因面临“超生”惩罚而自杀的事例很多。例如，2013年8月3日《经济观察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的王茹萍因生二胎，无力缴纳巨额社会抚养费，与丈夫吵架后自杀。2012年3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化学系主任、教授、博导、北大博士、哈佛博士后、优秀的化学家曹廷炳因被告发生育二胎面临开除，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跳楼自尽，时年39岁。

　　生育率是否处于超低水平？

　　生育率可通常理解为每对夫妻平均生育孩子数。根据中国男女性别比和女孩存活率，中国生育率的更替水平高于2.2，即每对夫妻平均需生育2.2个孩子才能让孩子数量与父母辈持平，维持人口最终不衰减。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2010、2011和2012年的生育率仅为1.18、1.04和1.26，远低于更替水平。即便1.4的生育率也意味着每代人减少36%。

　　有人看到前面新闻的第一反应是，竟然还有家庭生5个孩子，说明“超生”严重，实际生育率被严重低估。但其实，即便在超低生育率下，出现五孩家庭也极其正常。中国现在出生男女比是118:100。假设所有家庭都一直生育到有男孩为止，那平均每个家庭的孩子数也仅1.85(即(1+1.18)/1.18)，远低于更替水平2.2,而拥有5个或以上孩子的家庭的比例为4.43%，即平均每23个家庭就有一家有5个或更多孩子。有人对新闻中的五孩家庭大惊小怪，说明这类家庭已很罕见，进一步印证了生育率之低。

　　人们根据直觉容易高估生育率。假想全社会生一孩、二孩、三孩的家庭各占1/3，家庭平均生育孩子数是2。再考虑1/8不孕不育的比例,平均生育孩子数仅1.75。但每6个孩子中，来自一孩、二孩、三孩家庭的孩子分别是1个、2个、3个。在这个假想情况下，独生子女仅占全社会孩子的1/6，来自三孩家庭的孩子却占一半，似乎让人觉得“超生”太多，人口会膨胀，但实际生育率仅1.75，远低于更替水平。

　　换言之，只有当人们感觉三孩四孩很普遍时，生育率才勉强达到更替水平；当两孩家庭很普遍时，生育率其实已远低于更替水平；当独生子女比例很高时，生育率则处于极低水平。也就是说，需要很多三孩、四孩，甚至五孩、六孩才能弥补一些家庭的不生或只生一个所造成的亏缺。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之低已无悬念，台湾生育率不到1.1,属世界最低之列，但却没有大陆如此普遍的独生子女，而五六个孩子的家庭也会偶见于媒体。

　　从不同证据判断，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的生育率基本是可靠的。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可验证2000到2010年的抽样生育率非常准确，根本不是计划生育部门宣称的实际生育率要比抽样高50%。“十五”和“十一五”规划对短短五年的增长人口竟接连两次高估超过50%。对这种彻底的错误，计划生育部门从未给出正式解释。近年国家统计局的抽样生育率在1.04到1.26之间，高值对应于婴儿潮的龙年，但卫计委仍坚称生育率在1.5至1.6，罔顾许多专业人士的意见。有理由相信，卫计委将部门利益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继续修改数据来误导高层和民众，竭力拖延生育限制的完全取消。

　　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农村生育率还较高。其实，农村青年已大量进城打工，生育环境和观念已改变。以“生育意愿”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出1990至2010年共211篇文章，综合这些文章中的475张表格共280897人的数据可得出表1 。该表显示，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城乡生育意愿都在下降；农村与城市的生育意愿相差不到30%，外出务工者居中；甚至农村的理想孩子数也已远低于更替水平。在日本和韩国的调查中 (Yamaguchi和Youm, 2012)，理想孩子数都超过2，而实际生育率却不到1.4。

　　农村的低生育率可由教育的萎缩得到印证。《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显示，从2000到2010年，农村小学减少52.1%，学生减少3153.49万，农村初中减少超过1/4，学生减少了1644万。尽管城市化也是导致萎缩的因素，但城市学校也在减少。例如，由于学龄人数减少，北京的小学数量从2000年的近2000所降至2008年的1202所(中国新闻网，2012）。

　　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超过20年。要没有艾广栋这样的“超生”，生育率会更低，未来人口老化和萎缩的灾难将更严重。在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五孩家庭都是正常现象，中国社会对此大惊小怪恰恰说明了，在极端思维的影响下，中国人对生育状态的感知已远远偏离了维持民族繁衍所需的正常观念。就像一个社会强制大部分人变成独眼后，人们反而觉得双眼不正常。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

　　艾广栋家境贫穷却生了5个孩子。有人认为应杜绝这种低素质者滥生。姑且不说这种观点违背了最基本的平等理念，就是实证分析也不支持这种与出身挂钩的生育限制。其实，只要机会公平，出身贫寒的孩子可能比富裕家庭的孩子对社会贡献更大。像划时代的人物如伽利略、牛顿、瓦特都出身贫寒；美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如林肯和富兰克林也出身贫寒，尤其是发明了避雷针并参与起草《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富兰克林是父亲的第17个孩子。

　　中国现在的城市居民，不论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多高，往上算几代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的贫寒家庭。因为早年只有富裕的家庭才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中国近代杰出科学家中出身贫寒的不多。但新中国的教育普及改变了这点，让来自贫寒家庭的人才大量涌现。航天员的选拔万里挑一，对身体，智力、学识和性格等素质的要求极其严格。下表是中国进入过太空的10名航天员的出身情况。

　　该表显示，除杨利伟和刘洋分别来自普通教师和工人家庭外，其余8人都来自农民家庭，其中一半家境贫寒。聂海胜在兄弟姐妹8人中排行第6，父亲去世后，母亲靠干农活把孩子养大。翟志刚是兄弟姐妹6人中最小的，母亲靠卖炒瓜子才供他读完小学和初中。刘伯明在6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2，小时候到草甸子上放猪，暑假曾到砖厂做工。在景海鹏记忆里，小时候家里没吃过菜；父母在为生产队干活之外，靠绑扫帚换钱来让家人不挨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