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回声

　　庄秋水女士以“一个世界的消亡”为题评介我的回忆录，她进入我的世界，摩挲一些东西，领受一些东西，也留下一些东西，委婉诚恳，我深感欣幸。

　　我的回忆录分四卷写成。据我所知，台湾的读友们注意我怎样写国共内战，第三卷《关山夺路》，情节曲折惊险。大陆的读友们注意我怎样写台湾，第四卷《文学江湖》。他们关心这“最后一片土地”，尤其想知道它如何由专制中蜕化出来。庄女士偏爱第一卷《昨天的云》，那本书描述我幼年时期的故乡，所谓“一个世界的消亡”，就是指那个“乡绅主导的乡村社会”。

　　秋水女士“双眼自将秋水洗”，看出我以什么样的心态写《昨天的云》。我只能用比喻，写《昨天的云》如饮乳，写《怒目少年》如饮水，写《关山夺路》如饮酒，到了写《文学江湖》的时候，那就是捏着鼻子喝药了。海外的读友们跟我一同喝酒的人比较多，跟我一同饮乳的人很少，我很在意大陆读友的口味如何。那片昨天的云消逝以后，今生饮酒饮水饮药的机会很多，想到饮乳，只有饮泣。我偏爱这本书，敬爱那“偏爱这本书”的人。

　　那个社会的消亡，有几个原因，一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农村经济破产；二是八年抗战，中产阶级崩溃；三是共产主义革命，彻底翻造了社会基层。在这个大背景中，我浓墨渲染了一个“疯爷”，这个人物得到秋水女士的同情和欣赏。疯爷是看出危机而又坐以待毙的人，他“茫茫大难愁来日”，而又“事大如天醉亦休”。疯爷可以算是兰陵的象征，也可以算是我的前身，后来我一生慌张奔走，都是“带着混乱模糊的原罪”在大限之前兜圈子。

　　疯爷是“该死”的人，死了。我是该死的人，没死。大文豪茨威格说，他绝望，他写回忆录。照我的理解，人到了古人所谓五湖四海、涕泪飘尽时，也就有了苏东坡“空故纳万境”的胸怀，可公平对待一切得失荣辱恩怨情仇。长期流离失所可逐渐消除对世间的执着，割舍可成为习惯，也培养某种自信。我若不出国，不能到达这个火候，没有这个火候，我不能打造这块叫做回忆的顽铁。国家撕裂，民族坠落，人间碎的未必都是玉，我道道地地是瓦片，却也掷地有声。

　　我从小就是基督徒，现在知道基督教和中国文化冲突的一些史实，也知道现在主流社会对基督教的看法。回忆录是写个人的经历，我幼时参加的那个长老会，努力把儒家经典的许多文句纳入教义，很少强调神秘经验，在我心目中，基督和孔孟共同教育了我。长老会来自美国，我进礼拜堂的时候，他们已在提出“自立自养自传”的口号，逐渐脱离美国教会的控制。以我身受，长老会以孔孟补基督之不足，我后来又以释迦补基督之不足，最后我觉得我仍然是儒家的信徒。可以说，儒家生我，基督育我，政治伤我，释迦疗我，出了医院，回到儒家。

　　我声称要为情义立传，乃是说，我遇见了几个有情有义的人，没有他们，我不能活成这个样子，甚或根本无法存活，天地君亲师都救不了我。我说过，每一层地狱里都有一个天使，问题是你如何遇见他。我要写天使，必须写整层地狱。我也说过，每一层天堂里都有一个魔鬼，问题是如何躲开他。为了和天使对照，我也写魔鬼，为了写魔鬼，也得写天堂。这也为我写回忆录增添了动力。

　　我常想，为什么人和人相差这么远，这两种动物怎么会是同类。想到那些好人，我心软腿软，需要朝一个对象下跪。有人问我为何能始终维持幼年时期的宗教信仰，应该这就是答案。身为作家，我当然希望我有限的表述不止有限而已，也能反映什么，代表什么，那是文学对我的要求。

　　庄女士尤其注意到我在书中的指陈，当时世界潮流向左，我趁机会在这里作个补充。

　　那时，“走路要靠左边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境何等困苦，党人“贫贱不能移”，那时渗入政府内部的党人，即使踞高位，享荣华，也“富贵不能淫”。那时候，有人说，佛教是共产主义，“六和敬”要大家吃一样的饭，说一样的话，学一样的功课，有一样的想法。那时候，有人说，基督教也是共产主义，基督受死，复活，升天，就是唯物辩证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那时候，简直连呼吸的空气里都有共产主义的成分。今日反思，我简直觉得，即使没有“西安事变”，即使没有马歇尔调处，共产党也终将取得天下。至于中共行事处处与国民党相反，那是战术层次，固然“战略错误，战术不能补救”，可是“战术失败，战略也不能实现”。

王鼎钧

　　作者为作家、教授，现居纽约。

　　庄秋水《一个世界的消亡》，见财新《中国改革》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