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中国改革新逻辑

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财新记者：新一届政府履职以来，审批改革力度颇大。《决定》中亦要求“放宽投资准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要“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你对这项改革有何具体建议？

　　张卓元：《决定》提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这是一项重大改革。过去是告诉市场什么可以进，项目逐个审批，大大限制了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的投资渠道与活力；现在除名单以外的领域都可以进，就为不同资本同等进入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在负面清单制定上，政府并不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上海自贸区的清单可资参考，国外的一些清单模式也可以拿来借鉴，但最终还是要根据国内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我想在制定标准上相关部门已经有共识，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网络型自然垄断的会进入负面清单，但市场竞争的部分还是会交给市场。当然，对中国而言，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毕竟是一种新事物，在实践中还需做进一步的探索。

　　负面清单的制定可能会花一点时间，但落实肯定是没问题的。

中财办或将成为改革小组办事机构

　　财新记者：古人云：“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定出好的改革方案，只相当于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改革能否最终成功，取决于这个方案能否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那么，如何使这个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呢？

　　张卓元：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大亮点是，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中央设立此小组系出于以下考虑：即便改革有顶层设计，但如果没有高层强力推动，恐政策依旧很难落实，毕竟很多改革涉及到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这其中就包括政府自身。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分税制，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专门去找18个省份负责人一个个谈，后来政策落实效果不错。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完善改革的决定后，文件虽然发了，但地方各干各的，中央也没有专人督促检查，致使那个文件并没有得到充分而全面的落实。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落实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专门机构的推动。这里涉及到2003年的机构改革。2003年十六届二中全会实施机构改革的时候，我曾经参加那次的文件起草小组。

　　当时为什么把体改办撤了，和国家计委合并组成国家发改委，是因为有一些垄断行业改革方案由国家计委提出并被采纳，从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这一点出发，把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职能并在一起，成立了国家发改委。当时的理由，也的确是说服了起草小组的同志，体改办后来就被撤掉了。

　　现在，从实践来看，当时把体改办撤销，和国家计委合并成发改委，对推动改革是不利的。

　　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这一次中央下了决心，成立高层次专门机构，就是要坚决推动改革措施逐一落实，并加强监督检查。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层次非常高，但目前尚不清楚组长、副组长等人选。此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由国家发改委负责，但其实发改委也是改革对象，改革自己肯定会触及利益尤其是审批权，发改委并不适合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头者。

　　鉴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既有权威性，又无自身部门利益，比较超脱，所以，我猜测，中财办很可能会成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具体办事机构，发挥比以前更为重要的作用。由于此次推动改革的机构、职能、时限、步骤、举措都非常明确，我对这个改革方案的落实前景是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