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中国改革新逻辑

　　财新记者 向明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公布后，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教授，请他就《决定》中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主要内容作了阐释和解读。

　　张卓元曾全程参与了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三个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这三份文件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和深化过程中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相对于前两份文件，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有何重大突破？针对记者的这个问题，张卓元回答说，与此前两个《决定》相比，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最为重大的突破就是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提升为起“决定性作用”，这说明我们对价值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治理现代化”与“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财新记者：此次《决定》中出现了许多令人眼前一亮的新提法，比如，在第二条改革任务中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内涵是什么？

　　张卓元：其实，我们以前常用的“治国理政”，就包含“治理”的意思。我个人理解，现在明确这样说，就是要在施政方式上与以往那种单纯管理、统治、统制的概念相区别，更加注重法治、协商、参与、包容，更加注重融合现代先进政治文明的理念和运行方式。

　　财新记者： 《决定》在上述提法的后面紧跟着要求，“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如何理解这“三性”？

　　张卓元：这个《决定》与以前那两个《决定》最大的不同是，前两个《决定》只是围绕建立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制定改革方案，着眼于经济领域的改革，而此轮改革明确为“全面深化改革”，即围绕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全面部署和推动改革。全方位的改革必然要求各领域的改革措施之间要互相协调、互相配合，而不能相互抵牾、相互抵消。既然此轮改革并非只集中在单个领域，而是涵盖五大领域，那就必然要求所有领域的具体改革措施要聚合成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或者说，此轮改革必须在一个整体而又系统的框架下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稳步推进。

　　事实上，中国改革推进到现在，已经不能、也无法再单兵突进了，而只能相互协同、互为奥援。比如，要推动让市场起“决定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必然要求明确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和职能，就必然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就必须有行政体制改革乃至政治改革作保障。经济体制改革也与社会保障制度密不可分。在这个环境决定经济的时代，经济改革与发展难道可以与环境治理相分离吗？可以说，这五大领域中，每个领域的改革都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关联，都离不开其他领域改革的保障和配合。

　　曾经单兵突进的改革已经给我们造成了诸如环境恶化、资源浪费、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事业滞后等后遗症，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改革成本。今后的改革，再也不能走过去类似“先污染、后治理”那样单兵突进的老路，而必须系统、整体、协同推进。

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取代“基础性作用”是为解决三个问题

　　财新记者：你认为，就总体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此前的两个《决定》相比，在理论上、提法上、举措上还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创新？

　　张卓元：此次《决定》的最大突破，就是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代替原来的“基础性作用”。这是我们对市场化改革的认识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的结果，也是实践中完善和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之所以对市场作用的提法做这样的替代，我认为主要是为了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为了解决政府直接配置资源太多、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太多的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体制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一些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严重，追求本地区短期GDP增速最快化，为此不惜拼资源、拼环境，债台高筑，对民生问题不够重视。

　　一些中央部门则热衷于维持审批体制，追求部门利益，有些官员甚至搞权钱交易，违法牟取私利。与此同时，政府在向老百姓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监管食品药品安全及环境污染等方面做得不到位。就是说，政府同时存在“越位”、“错位”和“缺位”的问题。

　　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今后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同时，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以便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以认为，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转换是目前深化经济改革的关键，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也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

　　第二，解决市场体系不健全、真正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问题。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有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公平竞争的环境。目前我国的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市场化程度不高，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这同政府不当干预过多有关，也同市场发育程度不够成熟有关。同时，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也不健全。有的地方搞市场封锁，对外地产品和流向外地原材料搞价格歧视；为鼓励本地区高耗能产品生产的发展，不顾国家禁令实行优惠电价或税收，导致本已过剩的落后产能加剧过剩；放纵企业排污，污染人居环境；假冒伪劣产品也时有出现，冲击市场，坑害消费者。所以，我们必须加快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其中，政府要加强市场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各个市场竞争主体，在公平的舞台上平等竞争，优胜劣汰，不断提高效率。

　　第三，废止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一些歧视性规定，包括消除各种隐性壁垒。一个时期以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经济界，总有人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估计不足，不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同公有制经济一样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作出了明确肯定的回答，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全会强调：“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在当前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前一段时间，由于认识的不足，有些地方也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导致在政策和行动上出现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一些歧视性规定。如在市场准入方面，设置“玻璃门”、“弹簧门”，限制竞争；在贷款方面的不合理规定，致使许多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很高。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造、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今后，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切实放宽市场准入，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而不只限于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公司制度。

　　实际上，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非公有制经济获得迅速发展。1995年，个体经济2529万户，从业人员4614万人，而到2012年底，个体工商户已达4059万户，从业人员约8000万人；1995年，私营企业65.5万户，从业人员956万人，注册资金2621亿元，而到2012年底，私营企业已达1086万户，从业人员超过1.2亿人，注册资金超过31万亿元。2012年，非公有制经济税收占全部税收比例已达73.1%，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已达61.3%。现在，非公有制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超过一半，新增就业岗位占80%以上，且已成为技术创新的生力军。可以预期，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引领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将会有更好更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