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完成户籍改革

“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成本估算及负担程度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究竟需要投入多少公共成本（也就是政府的财政负担），这个成本是否可以承受，经济“效益”如何，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农民工转户进城成本太大，社会（政府）难以负担。我认为，这是一个误解。最近几年，有几个比较详细全面、用公开现成的统计数据来做的估算，其结果是每人“市民化”的成本，大约是小城市2万元，大城市10万元。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四个大中城市做了一个更细致的调查分析，得出的结果是：一个典型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相应的抚养人口）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8万元左右。上面两组的估算，大致吻合，即每人“市民化”的成本约在8万到10万元左右。

　　下面我们就用上限10万元来算一下，全部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总成本及其对国家经济与财政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要在一年内把所有2.3亿流动人口的户口都转换成城镇居民户口，总成本是23万亿元（10万元x2.3亿），是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4%，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中国无法承受。但是，如果是用本文所建议的15年的时间来做的话，考虑到2030年流动人口达到3亿人左右，平均每年大约要转换2000万人，每年的总成本是2万亿元，占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8%，这也是一大笔负担。

　　但是，这个算法是假定流动人口在一年内把上面所说的10万元的社会福利、公共服务都花光。实际情形不是这样：10万元的福利是在流动人口落户之后，剩下的生命年数内所花的。目前，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7岁-30岁，假设他们的“余生”是40年。这10万元要用40年来分摊，即每年是2500元。如果平均每年要转换2000万人，总成本也就是500亿元， 约占生产总值的0.1%，大约是北京奥运会所花掉的五分之一，国力应该是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

　　更加合理的做法，是算出市民化的成本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我算了一下，500亿元是2012年财政收入的0.4%。当然，这只是第一年的成本，这个成本是每年递增的，到了方案的最后一年（第十五年），成本会累积到等于2012年财政总收入的6%。尽管这样，我认为这个还是可以负担的。就算最高的6%，也只是过去两年的财政收入每年增长率（2011年为23%； 2012年为13%）的一小部分。

　　撇开数字的讨论，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分的民工都很年轻，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他们可能需要的城市福利，主要是公房（特别是成家之后），中期是儿女公共教育的福利，支出较大的社保（养老、医疗）主要是在后期。初期主要还是处于付出、缴费的阶段，而不是享用的阶段。也就是说，在方案初期，“市民化”的费用支出并不多，农民工到城落户初期可能是净贡献——主要是缴费，而不是领取福利。在当前城镇户籍人口（尤其在大城市）严重老化，和“现付现支”的养老、医疗财政制度下，年轻民工的福利贡献，可以填补由于户籍人口老化所造成的城市福利财政缺口。

　　更加重要的是，农民进城后工作平均每人每年为城市创造的“社会产值”，肯定是上述2500元 “市民化”年平均成本的几倍、甚至是几十倍，远远超出市民化的成本及他们的工资。外地民工可以落户安居后，有长远的预期，他们也会对自身的人力资本追加投资（即学习技术），也会对居住城市社区做出“投资”，进行消费。这样，他们为城市创造的红利会更高。这也是为什么健康的“城镇化”会创造纯利，可以带动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这是有异于那种以卖地炒楼，城市土地扩张的短期的、泡沫化的“城镇化”，也有异于一些拉美国家中，农民进城但没有就业的“城市化”“城市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