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电影：无比虚假，又无比真实

　　随着票房成绩突飞猛进，有人开始相信，中国电影的春天就在眼前。然而，电影并不是一门轻巧的生意。无论怎么巧舌如簧，无论怎样回避现实，它都将为其所处的时代承担负重。大众电影的背后，不仅仅是光鲜的生活场景和麻醉现实的味道，更充满了与所处时代的复杂关系。

　　投资者对高票房的兴奋，来自文化角度的忧虑，同时都在提示着其中的复杂性。尤其是最近半年来多部高票房的中国电影，在获得上座率的同时，也在经受责问与怀疑。这种争论正在变得更直接、更富火药味，也早已不再是技术层面上诸如“好电影”或“坏电影”的问题。它已经和它的时代一起搅拌发酵，值得我们仔细品味这背后的意味。

　　大众电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直接地反映现实问题，如此直白裸露地体现这个时代的痛楚。然而令人觉得戏剧性的是，所有这些都来自于反面。

　　电影成了与现实如此对立的事物。它拼命地用自己的迷茫与苍白来试图压倒自身，从而为时代的现实让出位置。这些电影引发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美学问题，而在本质上是“道德问题”，是关于如何看待世界与自身关系的问题。我们或可称为“形而上的伦理”。

　　藏在角落里的现实，无时无刻不在令电影虚假的世界土崩瓦解。所有的虚幻，又都指向咄咄逼人的真实。励志的、爱情的、青春的，种种故事和人物都在召唤真正的主人，召唤来自反面的事物，来自光鲜的电影空间之外的事物。

《中国合伙人》：语义不详的中国梦

　　影片《中国合伙人》以三个中国商人的自我奋斗之路，从发迹伊始，到排除阻力，赢取世界，试图勾画一代人一路走来的艰辛。结尾处直接使用中国知名创业者的老照片，足以说明其野心。

　　从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到90年代的市场经济，再到21世纪所谓富起来的“中国世纪”；从80年代的自由主义风行和出国潮，到90年代的理想败落、“美国梦”的破碎，再到21世纪商业成熟之后的反戈一击⋯⋯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中国梦”正在实现，对那个日思夜想的美国说“不”。

　　如果说主人公们追求的中国梦是美国梦的替代品，是一种基于成熟之后的现实选择，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电影中，中国梦的表现到底是什么？在大学时光，我们看到的是“知识改变命运”，是对浪漫流行文化的追求，是对自我发展的渴望；当骄傲的青春遭遇了现实的困顿，美国梦里的异乡人遭遇艰辛和不得志，他们本能地办起英语学习班，开始创业。所有的这些努力，最终指向的是对自我尊严的维护，所有的人都在为失去的尊严拼命地奔跑。片中人也如是说：“其实我追求的不是成功，而是自己的尊严。”

　　成东青的尊严被埋葬在农村人的身份上，贫穷让他从一开始就显得低人一等；王阳的尊严被爱情的幻想浇灭，美国女友离他而去，他最终娶了一位平凡的妻子；孟晓骏的尊严埋葬在他的美国梦里，带着雄心抱负，却不得不在小餐馆里洗盘子做杂工。尊严早已受到伤害，整部影片就成了复仇的故事，与超越性的梦想毫无关联，甚至由于恼羞成怒，道德的自律也不在考虑范围内。影片中，在美国上市竟然被处理成是为了尊严，为了曾经不平等的待遇，为了不得志的美国梦！盗取他人教材在美国打官司，奇迹般地以道德错误为成功逻辑辩护。失去尊严的人在讨要尊严，丧失道德的人在自我开脱。

　　如果在祖国都找不到尊严，为什么又对美国梦里遗失的尊严耿耿于怀？这说明，美国梦易，中国梦难？这完全与梦想南辕北辙。它极端概念化地反映了中国整个近代史的困惑。人们一直在期待物质背后的事物，却始终深陷在物质之中无法自拔。这种困惑的根源也来自于文化的不适应。这份自卑让国人的逻辑始终不甚清晰，所有的行为都被诡辩式的自我说服所左右，成为复仇者与革命者的奇怪混合。这就像是委屈的孩子，不断责怪自己孩子气的懦弱，同时又不知道长大之后到底该做些什么。

　　在影片中，孟晓骏不断询问成东青：究竟有没有理想？理想在这里最终被解读为对自我的证明，它可以是商业上的成功，或是对曾经居高临下的人说“不”；梦想则被降格为一块遮羞布，是自己的一副面具而已。这是语义不详的中国梦，也是被抽空的中国梦。围绕这一梦想的，是一些与梦想毫无关系的事物。这和电影观众的期望相去甚远。谁都清楚，如今物质主义不仅日渐空虚，也没有能力催生任何精神性的突围。与其说中国梦是简单的成功与不成功的选择题，不如说中国梦可能是关于往哪里去的调研书。

　　影片的混乱就在于，无法对中国梦与美国梦做出自圆其说的辩证统一，既无法确切地分开两者，也无法明白地阐释两者。仅仅用基于单薄的成功学的、狭窄的个人经验来试图言说时代，使得影片更像是连环画般的展示，而非具有深度与说服力的解读，只能让混乱继续。它还以影片中功成名就之后的扬眉吐气，为整个人生得出如此结论：你一定要比别人强，你必须用钱和成功让对手尊敬，而不是凭借真正的创意与诚实。

　　用一笔成功之后的小小捐赠来换取当年开除自己的实验室的尊重，这种尊重只是自欺欺人，也是影片让人泄气的地方。你不能说这些人物的努力就对你没有一点点触动，然而所有的努力最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局。这时候是不是“土鳖”不再重要，因为他们“成功”了。后来公司上市也是为了可怜的尊严，而不是为了公司的良性运转，那么三位合伙人在影片后半段的分歧与冲突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金钱买不来尊严，就只好想象出自我的胜利。“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你也要欺骗一回生活。”

　　“听一个人说话，不是听他说了什么，而是听他没说什么。”所以我们也同样赞美这部大众电影。它如此矛盾，从外到内，由左至右，它无时无刻不将自我的纠葛展现于世。它具有一种将自己最大的脆弱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的勇气，为的只是那一份理解，挽回那份自尊。这电影也是诚实的，它没有用精密的逻辑试图指鹿为马，所有的动机都仍是人的梦想的失落，而非时代的。（却被自己强加上时代的重量？）例如影片的英文名——American Dreams in China，直译是“在中国的美国梦”。然而你也可以理解为美国式的中国梦，但如果是中国梦又为什么一定是美国式的？它究竟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呢？

　　《中国合伙人》并没有展示时代的厚度。时代的厚度本就是人的厚度，回答人往哪里去，自然也是对时代的回答。然而理解人又谈何容易？现实生活的悲哀以其自身就足以达到艺术的深度，精神层面的悲哀却像是怪异的疾病，它纠缠着所有人的神经。

　　《中国合伙人》希望展示时代中的小人物，却不能在道德上对小人物们的大时代做出恰当的判断，最终让内部逻辑崩溃，令物质主义最终不可避免地吞并所有精神可能。

《小时代》：底层对权力的想象

　　如果说《中国合伙人》混淆了梦想，那么《小时代》还不仅如此，它甚至混淆了空间。空间永远端坐，任由人心装扮。

　　在多年前，青春文学还不是如今的样子，那时候，我们只谈青春的懵懂；然而今天，青春文学进入了“小时代”。小时代，只是小号的时代，而并不代表细致的个体描述。这里面的人物生活已经静止，稳定的男女关系，还有稳定的世界观。这只是角色年轻化了的中年伦理故事。这是个不懂装懂，扮着深沉，揣摩人生的闹剧。华丽空洞的语言试图言说点什么，可最终仍旧是虚无。就像那里面的空间——那座城市，真的是上海吗？

　　这也是对权力的想象，来自底层充满憧憬的想象。这是对金钱主义毫无保留的膜拜，愿意倾其所有完成这场祭祀。用鲜活的肉身，换取填补空虚的那些物质。只要能被暂时填满，哪怕再多的幻想和不切实际都无关紧要。

　　“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漫天飘浮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你并不知道生活在什么时候突然改变方向，陷入墨水一般浓稠的黑暗里去。”这种伤感如此强烈，以至于必须用物质来填补这里的缺口，只要能让这成人世界的童话得以延续。“没有物质的爱情只是虚弱的幌子，被风一吹，甚至不用风吹，缓慢走动几步就是一盘散沙。”《小时代》具有这种黑童话的气质，这种巨大的悖反让人无所适从。这是时代神经质的一部分：对物质主义深信不疑，又不愿放弃自我幻想。外表努力扮演着还未长大的孩子，行为上却完全受成功原则左右，在成人的逻辑里游走。在“正确”的时刻，毫不犹豫地选择所谓强者的事业。

　　这不得不让人重新想到《中国合伙人》的逻辑，在本质上，两者惊人的相似。这条路上的逻辑复杂，黑与白都被卷进了逻辑链里，而逻辑的两端豁然写着“威权”与“沉沦”。

　　对《小时代》的批评，如果聚焦于技术层面，是难以找到症结的。《小时代》被厌恶与被膜拜的东西，恰恰彰显出当代社会的矛盾。“无所适从”正是当下时代的痛楚。中国梦－美国梦、小时代－大时代、个体－集体、物质－精神、威权－民主、暴力－非暴力，这是个要逼人发疯的时刻；更别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面对的纠结还更加真实残酷。如今，电影扮演了这个角色，无比虚假，又无比真实。

　　《小时代》用自己不自知的方式，言说了时代，丈量了小与大之间的差异。这是一种沉沦的力量，身为时代的奴隶也有权利享受一种快感。然而电影本该指向自由，并且决意与威权划清界限。电影的道德不是大与小，而是真与假，不是静止，而是行动。《小时代》如此静止，好像一座泥潭，可年轻的心怎么会永远困于此处？时代真实的刺痛将迫使人惊醒，“活下去”，并不仅仅指苟延残喘，它也迫使人寻求质的改变。

《北京遇上西雅图》：通过逃离，获得选择的自由

　　当代电影中的空间已经面目全非。如果不能尽力描写现实的空间，那就只能表现更加虚幻的空间。这些空间包括那些和大众生活渐行渐远的地方，所谓上层社会的豪宅或者高级办公室。宫殿般的走廊里，人物沉浸在宫廷式的尔虞我诈中。所有剩下的可表达的空间都指向权利的周围，那里物质性正在发挥作用。为了满足大众的想象力，空间本身不断被收紧，所有窗口不断被关闭。电影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封闭和不真实。

　　现实生活无法被真实有效地呈现，是近两年中国电影的困境。一方面由于电影审查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在于创作能力的不足。真实空间的电影化呈现了考验创作者的难题，而观众对现实的虚假感也越来越失去耐心。精神压力过大的人需要一次旅行来缓解神经质的症状。摄影机需要带观众远离烦恼，离开此地的纠结与矛盾。

　　《北京遇上西雅图》正是一例。如果说《中国合伙人》是讲中国的成功者在美国的失败，那么《北京遇上西雅图》就是温情地描述中国的失败者如何在美国成功。虽然这里的失败与成功恰好相反。

　　影片开始，一位充满铜臭味的“小三”来到了美国，她努力应付海关问询，面对来自移民局的压力，只是为了在美国生一个在中国“不合法”的孩子。观众渐渐发现，虽然在她眼里金钱似乎是万能的，她却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堂堂正正生下自己的儿子。这之中的悖反被精妙地拿捏，道德性在另外一个空间被置换，从对物质主义的道德谴责，转换为对我们所处时代的证言。

　　这是一次旅行，逃离旧的空间，在新的地方开始生活。观众跟随主人公见证了一次蜕变，一个物质主义下的“故人”破茧而出。这新生不仅仅关乎精神自由，也借由爱情故事，变得更富人情味。这是一个人真实的成长，而非标签化的从黑到白。借由爱情叙事类型，影片获得了一种关于人物本身的自由。这几乎是对当下状况最富正能量的描述。故事中的人物有时候会被困在原地无法动弹，然而即便深陷窘境，只要有对自由的追求，一样可以振臂高呼。

　　当主人公文佳佳回到北京，再次穿梭于宫殿式的密闭空间里，我们知道那是间精神的“囚室”，所有人都又回到纠葛里。但此时她已经获得“自由”，获得一种人性的力量，从而把握自己的人生。尽管此片模板化的痕迹仍然较重，但其中的勇气和道德自信让人动容。这里的人物通过逃离，获得选择的自由。这逃离又通过电影本身，一部在全国院线大规模上映的华语电影，重新获得舞台的中心位置。对一部电影而言，这并非一项壮举。然而受它的鼓舞，大众将可能重新开始思考生活的可能性。逻辑的回归并非纯然理性，故事里的一份温情成就了另一种成功。

　　《北京遇上西雅图》与这一时期其他几部票房卖座电影，同样都从中国社会的矛盾与问题切入，却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在复杂的纠结之中，《北京遇上西雅图》找到了人性的钥匙：为了个人的自由，物质的空虚必然遭到摧毁。这是一种决心，更是大众电影的突围。

　　电影之梦并不只是个励志故事，电影之梦更指一种精神力量。其本质并不关乎精巧的手法，而一定是向外部的突围。大众电影的逻辑紧紧根系于时代精神，也落于彰显人情人性的细节。

　　市场并不是铁板一块。很多投资人都获得过教训，臆想虚幻的大众心理，天真地迎合不存在的事物，这是危险的。院线的不断膨胀，可以带来市场的持续稳定与壮大，然而丢失了电影之梦，这种壮大也可能是急速收缩的开始。

　　所谓“接地气”，并不是指大众电影要有现实主义风格，而是它必须符合现实的逻辑，那就是，时代的特征与人心的重量。

　　当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在跟进火热的电影市场时，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门电影生意的全部要义。因为越来越多的观众，正拭目以待。

　　王杨，导演、自由撰稿人。代表作有《中国门》 《地上-空间》等，作品入围多个国际影展。多年来从事电影评论工作，为多家报刊杂志撰稿。曾参与创建《青年电影手册》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