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衙门的突围

　　【张口说史】（财新文化专栏作家 张程）古代朝廷有六部，州县衙门就有六房，对接朝廷六部的业务。老百姓和朝廷六部很疏远，谈不出什么，对本地衙门的六房则很熟悉，能谈出很多东西来。老百姓常用六个字来形容六房：威武富贵贫贱。

　　威，形容的是刑房，管一个州县的司法刑讯；武，说的是兵房，负责当地的军事、安保等；富，指的是户房，不仅管民政，还收税；贵，说的是吏房，掌握当地的人事；贫，形容的是礼房，管旌表、礼仪等。最不好的“贱”字，落在了工房的头上。工房掌管城墙、官廨、桥梁、道路等的修建整治，跑工地、卖傻力气。古代人歧视工匠，老觉得匠人们低人一等。工房的书吏们，虽然不是匠人，但在一般人眼中，也是“贱”人。在官场中人看来，工房的书吏，比杂役好不到哪里去。

　　除了社会心理外，工房受歧视的深层原因是实权小、收益少，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出息”。你看，刑房审案，吃了被告吃原告，有出息；兵房雄赳赳气昂昂就不用说了，事不多还能落实惠；民房事情虽然多，但哪一项都能挤出油水来，出息大了去了；礼房差点，但好歹名声不错，说得出口，县里办场考试什么的还能落点小油水。就你工房，和其他五房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有人就会问了：工部和工房负责工程修建，这里面利润大了，油水还会少吗？的确，在古代，有工程就有利润。上马一个工程，就能滋润一帮人。资金的筹集、工程的核查、费用的审计和拨付……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负责的官吏手稍微松动一下，就是成百上千的银子出入。但是，工程的财务大权，操在户部手中。户部主管天下的钱粮收支，看管着国库，自然掌握了工程资金的流动。工部只分割了其中的工程核价的权力，外带跑工地、张罗事的权力。如果说工程修建是一场戏，那么工部最多是一个男二号，户部才是名正言顺的男一号！事实上，在清朝，财政制度机械僵化，工程被分为不同的类别，不同的工程有严格的限价要求。工价超过1000两银子，就要上奏皇帝“圣裁”。同时，财务核算“循例”而行。先例摆在那里，后人很难逾越。没有先例的工程，又要各部门“会商”，反复走流程。工部仅有的实权，也受到种种制约。它这个男二号，自由发挥的空间有限，不好出彩，更不能出格。

　　工部的渊源，从整合隋唐前主管山川河流、矿产器物的部门而来。有人就会问了，工部系统在山河物利方面，难道就没有实权了吗？的确，开矿、伐木和水力等也是油水丰裕的领域，但盯上的人也多。且不说，治水有专门的河道衙门，水运有专门的漕运衙门，就连皇帝老儿，也早早瞄上了山川、器物之利。先秦君主就把山川视作禁脔，秦汉之后的帝王继承了这一观念，与民争利成为常事，发展国营经济，经营山川、制造器物。相应成立的部门，直属于宫廷，不受朝廷的工部管辖。比如，明朝的太监四出地方，监控矿产；清朝的内务府，机构庞杂，以皇家名义掌管山林行宫，制作经营商品。他们无不侵蚀了工部的实权。

　　工部实权受限，是公认的冷衙门，工部职位的实际收益也很惨淡，是俗称的冷板凳。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六记载了当时舆论对六部冷热的评价：

　　尚书省复二十四曹，繁简绝异。在京师时，有语曰：“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户度金仓，日夜穷忙。礼祠主膳，不识判砚。兵职驾库，典了祓裤。刑都比门，总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见鬼。”及大驾幸临安，丧乱之后，……吏辈又为之语曰：“吏勋封考，三婆两嫂。户度金仓，细酒肥羊。礼祠主膳，啖齑吃面。兵职驾库，咬姜呷醋。刑都比门，人肉馄饨。工屯虞水，生身饿鬼。”

　　宋朝的六部，每个部四个司，合计是“二十四曹”。其中“吏勋封考”指的是吏部下属的吏部司（也名本司，明清改为“文选司”）、稽勋司、验封司、考功司，实权最重，一支笔决定天下官员的进退祸福，所以“笔头不倒”，最有出息。相比之下，其他五部就差了许多。户部的“户度金仓”四个司，事务繁杂，没日没夜地忙；礼部的“礼祠主膳”四个司，事务清闲，官员很少处理公文；兵部在宋朝是个摆设，军事大权在枢密院，“兵职驾库”四个司，事情少、油水无，要“典祓裤”过日；刑部的“刑都比门”四个司，老出冤案。但是，和工部相比，这四个部门比上不足、比下绰绰有余。工部的四个司“工屯虞水”（工部司、屯田司、虞部司、水衡司），无权可用，无事可办，无人来找，衙门里“白日见鬼”。工部鬼魂飘荡，毫无生气，可谓是“冷”到了极致——据说，成语“白日见鬼”典出于此，本意是形容衙门冷清至极。

　　宋室南渡，偏安杭州，建立南宋，六部的职权和实利有所变化。吏部依然最热最火。多数士大夫在战乱中失去了身份证明、委任状甚至是印信，都找吏部登记、补办，乃至舞弊。吏部官员发财了，不娶个三妻四妾都不好意思来上班。当时，战争频仍、赏罚繁出、治安吃紧，朝廷一方面明定律法、重典治国，一方面加重赋税、广开财源，户、礼、兵、刑部的官吏，事情都多了，都比南渡前实权增加。户部官吏过上了“细酒肥羊”的小日子，刑部官吏狠吃官司银子，讹诈人肉馄饨吃。最可怜的还是工部，在变乱之中进一步边缘化，之前是衙门里白日见鬼，现在连鬼魂都不来了，官吏们自己生生饿成了鬼，所谓“生身饿鬼”。

　　陆游的记载难免有夸张、调侃，但大抵说出了历朝历代六部的冷热、肥瘦。工部确实一直是古代公认的冷衙门，连累整个系统的官吏都不为人所重。在升迁序列中，工部职位不是用来安置资历深的老人养老，就是安排年轻冒进的人来过渡。在清朝，一个官员循序渐进，该提拔为侍郎或者尚书了，一般就被安排在工部，很少直接升迁到吏部或者户部。从工部调任其他部门，在品级上虽然是“平调”，却被众人视为“升迁”，值得庆贺。这种潜在的“升迁顺序”，大致沿着“工、兵、礼、刑、户、吏”的顺序从低到高进行。从工部调到礼部，是升迁；而从刑部调到兵部，则被看作是贬官。同样是尚书，工部尚书绝少有入阁担任大学士，或者进入军机处参与核心机务的。而吏部、户部的尚书不是兼内阁大学士，就是被召为军机大臣，甚至这些部门的侍郎都可能进入军机处。而工部尚书，就只有旁观的份儿了。

　　衙门有冷热，根源是政治机制在设计之时、官府衙门在创建之际，不可能实现权力绝对平衡的分配。总会有一些部门、一些职位的实权高于其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难以避免的。

　　然而，没有一个衙门，没有一位官吏，会甘愿冷清下去。他们会动员手中的公权力，寻求额外的“出息”。公权力会寻找种种缺口、利用种种可能，扩充自身的力量，获取实利。还是以工部为例子，我们来看看清朝工部各司的“冷衙门突围战”。

　　清朝工部主体还是四个司：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各个司的主体业务都受到限制，职权有限，可在实践中都各有各的小地盘、小金库。营缮司造房子、修道路，掌管工部的“主业”，职权受户部的侵蚀，又受僵化制度的制约，实权很小。营缮司就以储蓄工料的名义，大建木料场、琉璃窑等，发展本衙门的“三产”。其他三个司纷纷效仿，建造了冰窖、船场、涂料场等，各有各的“三产”。此外，营缮司还插手部分税收，征收部分木税和北方沿海的苇税，前者的征税对象是木材，后者是芦苇，都和工程沾得上边。一年下来，营缮司能征收两万多两银子的税收。

　　虞衡司的本职工作，是掌管天下的度量衡和山泽物产。前者一旦确定，几乎不动，带不来什么实利；后者被内务府侵蚀，实利收归皇家所有，虞衡司不敢染指。他们就在器物制造上做文章，指出官府公物要“标准化生产”“规范化供应”。在这个大帽子下，虞衡司垄断了京城各衙门的建筑装饰和办公用品的供应（地方衙门的同类事务，虞衡司想管，却管不了）。推而广之，虞衡司插手京师驻军的军械、旗帜、服装的供应，和兵部会同办理。这两笔大单子，让虞衡司一下子底气足、胆子壮。此外，山泽物产是虞衡司的本职。每年东北进贡的“东珠”，也由内务府和工部虞衡司会同评定等级，办理进贡事务。这又算是该司的一项小权力。

　　都水司是一个古老的衙门，雅称“水部”，掌管天下江河水利。实际上，都水司根本管不了江河水利，河道、漕运等专门衙门早把这些事务收入囊中。后者的级别都比都水司要高得多。怎么办呢？都水司就在“船”字上做文章。有水就有船，有船就要有标准，就得有建造的衙门。都水司借此就占了一亩三分地。此外，它还征收部分木税和船税，仅税收一项年入超过20万两白银。

　　屯田是古老事务，不少朝廷大兴屯田，很重视这项事务。曹魏的屯田是一项重要国策，设置专门系统，与地方州县平行。这是屯田最为兴盛的时代。灭蜀的邓艾，就是曹魏屯田系统培养出来的干将。屯田发展到明清，已经走向没落，规模小，少重视，仅在一些边远贫瘠之地进行，由驻军与地方官府管辖。但是，屯田司依然保留。这也是古代官僚机构不与时俱进的一个例子。清代屯田司管辖事务完全“名实不符”，它负责皇室陵寝和王公大臣坟墓的修建。当然，屯田司在实践中也不能完全说了算，但说的话很有分量。另外，屯田司也征收少部分木税和船税，年收入也有万两白银。

　　各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给自己扩权谋利，户部堂官们也没闲着，在更高的层面上给本部门抓权。清朝造币权主要集中在户部，户部钱法堂负责全国的铸币，下辖的宝泉局建有四个铸币厂，铸钱供应朝廷开支。工部以供应工程经费的名义，也建立了钱法堂，下辖宝源局造币。虽然规模要比户部要小得多，使用范围也首先，但毕竟抓到了部分造币权。这可是极重、极敏感的权力。如此一来，清朝的工部多少有些实权，能给僚属们谋些实利，不用白日见鬼了。

　　其实，没有任何一个衙门是纯粹的冷衙门，是彻底的无权无势。每一个衙门多少分沾了些许公权力。它们无不借助合法权力，扩权谋利。因为时局、人事的不同，各方博弈的结果不同，但都会有些斩获。翰林院可以编书赚钱，起草诏书索要润笔；钦天监强制摊派历法，等等，不一而足。

　　扩权谋利是古代冷衙门突围的主要方向。权力有边界，心理是没有边界的；权力有保质期，心理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对于官员个体来说，心理的突围比衙门、职位上的突围，更为重要。很多古代官员洁身自好，自尊自爱，不管职位冷热，都保持了良好的心态。学官衙门是古代公认的冷衙门，比工部衙门还要冷清。这一点，学官们都不讳言，有地方教谕自嘲“百无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地方学官只能教导童生，别无他事，与权势二字无缘，说是官，更像是私塾老师。但恰恰是学官队伍中，甘于清贫，自尊自重的人居多。有个叫宋成勋的学官，撰联：“宦海风波，不到藻芹池上；皇朝雨露，微沾苜蓿盘中。”

　　“藻芹”说的是水芹和水藻。古代文人喜欢用此类柔弱、简单的事物自喻，用“藻芹”比喻才学之士，“藻芹池”指代学官。“苜蓿盘”，字面意思是盛着苜蓿的菜盘子，说的是学官的清苦生活。《唐摭言·闽中进士》记载唐代薛令之担任太子辅官左庶子，生活清淡，在衙门里题诗：“朝旭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筋易宽。只可谋朝夕，何由度岁寒。”“苜蓿盘”引申出为官清廉。

　　宋成勋的对联，心态平和，上联写出了工作单纯，下联甘于清贫。清朝初年，海宁县教谕林译数年如一日，坚持天天早起打扫学堂，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坚持办学。他自述“俸薄俭常足，官卑廉自尊”。衙门冷没关系，只要守住“俭”和“廉”，就能知足常乐，就过得有尊严，也就能受到大众的尊敬。

　　作者为图书编辑、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