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要从大学教育中得到什么

大学应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

　　中国的大学所有教育管理权统归政府教育部门，形成了国家政体独统、单一意识形态下的高等教育。这样办“大”学和理解“大”学实在是曲解了发源于西方的大学（university）之涵义和本质。

　　中国教育代表团和访学者常常认真考察欧美大学校院系的结构和内部管理人员设置，但却忽略了大学管理自主、学术自由的根本问题：欧美的高等教育在管治上不隶属政府。每个大学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由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成功人士组成的董事会来聘选校长。大学的管理内阁或机构由校长提议，校董会批准而设立。

　　从欧美的教育历史来看，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当时的大学，如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一直是在对教廷和国王抗争中，争取大学法定的特权，这包括校内权利由教授和学生共同拥有、大学自主制定管理法规、决定课程科目和内容。但是，中国士大夫的出身证是科举功名，终生为维护朝廷政府的政治秩序服务。翰林院的士大夫替帝王整理文献并形成政府的意识形态，至今教育改革之策是以救国而非启民为终极目标。

　　蔡元培等早期的教育家曾经为中国大学根本改革指出了路径：囊括大典，网罗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此乃大学。而非以学生人数众多来计算“大”。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原则下，北京大学里有清末君主立宪派的才子辜鸿铭、有新儒家学者梁漱溟、有海归派胡适、马寅初、有共产党人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有新文化旗手鲁迅，人才济济，百家汇聚。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短暂而闪耀光芒的9年。当时，联大牵头人蒋梦麟、梅贻琦均留学美国，张伯苓曾出任北洋水师考察过日本。当时的教授有充分的自由迁徙和择业的权利，来自三个大学的学者因政治、思想、年龄、学科不同而形成若干派系，但有派系而无派别之争。战时政府也无暇顾及国民党教义渗透教育的政治方针，大学由教授们自己打理。校内党派林立，有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同盟、民生社会党、中立派、三青团等等，学术上成就了当时一批优秀的教授以及后来优秀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