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要从大学教育中得到什么

　　【财新《中国改革》】（特约作者 萧今）回顾历史，中国建立现代国家走了一条捷径。百年前开始效仿西人办现代中小学、办现代大学，以求救亡图存之强兵富国之计。这一教育的政治功利性在过去60余年，依然滑行甚或加速，导致教育之公器之性能被忽略、教育发展人的认知能力之本质被忽略。如果办大学者不知道办教育的目的和历史，百年之后还是会突而不破，中国教育的疾患依然有增无减。

以现代教育救国

　　中国新式大学教育的呼唤始于鸦片战争之后，终极目标是以现代教育救国。1900年庚子事变，国人再受辱于八国联军，清政府匆匆再启变法，颁布《兴学诏书》“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要把此前所办大学堂“切实举办。”

　　维新运动中举办的京师大学堂重新开学，1904年选派首批学生留学。1909年清华园办了游美学务处和选拔学生的肄业馆，后改称清华学堂，连年选派学生留美。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认为，更长远之计是自己办大学，1925年正式开办大学部。此后，国人按照“国家要富强就要有科技，有科技就必须有人才，人才由教育所培养，所以先办学”的逻辑走了100年，逶迤至今。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大陆倾国力和精英人才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远有“两弹一星”，近有航天员太空行走。中国的技术似乎可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了。

　　耻于国亡羞于乏学，效仿西人之法以教育图强，救中国之亡。这在当时是一条痛苦艰难但正确的路径。现在来看，作为国家民族主义的目标来说，组织目标上它实现了当初清朝洋务派师夷长技的救国战略、民国政府军国民主义的政治方针、当代科教兴国和人力资源大国的强国论方针，以教育改革来达到强兵富国的政治目标。

　　但是，这一成功所依附的组织体系也恰是酿造今日中国教育问题之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