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要从大学教育中得到什么

教育肩负着政治重任

　　自清政府推行教育改革以来，各类学校多由政府主办。庚子事件第二年，清政府颁发《兴学诏书》，并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他重用一批比较开明的学者，取法西洋学制并主持制定学堂章程。自此开启了国家办学体制。1902年，中国有各类学校4222所，其中官办为85%。到1908年，有各类学校52348所，其中官办为27%、公办为61%。专业的中等以上学校多是军官学校、师范学校（为兴办中小学）、工艺学校为多。少量的洋人办的教会学校、育婴堂、女子学校也出现了。

　　1912年1月3日，蔡元培出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上任后即刻起草学校法令，首要强调教育隶属政治的意识: “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并以军国民主义教育为首位，定义“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政治之教育。” 为摆脱东亚病夫之弱国形体，形成举国皆兵的军国民主义，当时实行的兵士体操和军训在大陆和台湾的大学亦沿至今时。

　　民国时期的教育行政委员会要发挥党义和实施党策，把教育推向革命化和民众化。国民教育制度也在不断改革，1939年，蒋介石提出《县各级组织纲要》，要求在每个乡镇设立中心学校，每保设立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建立民众教育和义务教育打成一片的一种革命的建国教育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伊始, 1949年12月，教育部长马叙伦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新教育的核心任务是配合国家发展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工农和知识分子提供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知识盲、科学盲和改造旧教育，这是工农大众从事生产建设和参加政治生活的起点。

　　为了消除“国际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建设新教育制度，中国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接管和取消受外国津贴的学校和私立学校。新教育体系全面翻译苏联教科书、照搬苏联教学方法并模仿苏联教育院校机构设置。新教育体系成为由党和国家掌握的、与政治和经济体系需求相吻合的机构。建国之初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都利用学校教育改革来发动全国性运动，造成几十年的教育迷茫。改革开放之后，又全面转向教育为强兵富国的轨道——科教兴国，恢复高考、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几乎是洋务运动的一个新轮回。

　　1995年后，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中，中国迅速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改革与西方大学接轨，包括1985年后的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改革，都再次以国家动员，鼓动全国人民投入到国家所设计的现代化运动中。1992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指明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功能：“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大计”，教育再次承担了政治转型重任，为建构现代国家培养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

　　连续一个世纪中，建构现代国家的政治理想成为全民背负的天下大任，即使乡间农夫也以此为荣。1998年前后，我曾经去湖北一个乡间做调查，2月间天气很冷。乡镇干部和老乡找了脸盆杀鸡做火锅，其间大家对政府“三农”和教育政策怨声载道，抱怨收入太低。克林顿即将访华，突然，乡干部说，“唉，只要克林顿在谈判桌上向江泽民恭敬磕头，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值得！”我瞠目结舌。从强兵富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抗日救国、保家卫国到科教兴国，教育的政治功利性的烙印深深地印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百年以来，教育政治功利性一次次被加强，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体所为之。

　　教育政治功利性的结果造成了高等教育的今日之弊端。如果中国的教育依然局限在国家民族主义赋予教育的政治功利性，难以对更为健康的教育体系有清晰的认识，教育弊端依然难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