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青春与梦想——谈电影《中国合伙人》

　　进电影院还相当于进教室吗？进电影院并不相当于进教室

　　冯仑：很有意思的是，某天我给张丕民（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编注）打电话，他是我的老乡。我说：“《1942》没达到预期，不怎么好。”他说：“以前进电影院相当于进教室，拍电影是给别人拍教材，传达所有正确的东西。现在，进电影院是相当于进了娱乐场所，得到一部分就可以了。”这很有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电影有一点让大家开心就好，但距离当教材太远了。即便教材，也不可能保证永远正确，问题是“三观”也存在问题。这个电影，试图以毛泽东式的语言总结，都说得过去，一开始反美，然后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传统“三观”也能找点故事做，所以大体上不要把一个电影当成教材看，不要“吊起来”讨论这事。“吊起来”讨论的话，在座的每一位，坐着的姿势都会是“三观”有问题。

　　洪晃：我觉得中国80后和90后的价值观念，跟上一代的价值观念不一样。他们成长的环境不那么险恶，也不是那么缺钱了。在成长环境不一样的情况下，对钱本身的欲望就没有那么强。而且，他们知道要钱去做什么，能认清钱就是一个中间物，拿它可以换来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们喜欢的东西需要很多钱，但有的不是特别需要。

　　宁财神：整个社会允许多元化，看好莱坞的电影，无论是文艺片、大片在价值观上不会输出这种奇怪的偏差。

　　陈可辛：回应一下财神，对价值观问题我有不同见解。我非常不同意把电影当成教育。而且，我是一个非常实话实说的人，在大学跟学生讲话也不会讲梦想，不会像新东方那样讲梦想。因为，我觉得不可能，99.9%达不到梦想。我拍戏那么多年，这部戏是比较有希望的电影。大家都说电影的价值在哪里，怎么衡量一部电影是好是坏。内地很多粉丝或者文艺青年，误会我是一个文艺片导演。每个人都可以评论，每个人都可以讲不一样的话。但有一个衡量标准最坚实：票房。这是最客观的标准，不是对与错。我不希望我的电影去教育观众，我也不要扛那个责任。但我想讲，不管我在电影里展现的是什么，但是，钱对成东青是重要的。一个从农村来的人，一定要钱。成东青坐在这儿不会讲话，你们讲完，他鞠躬后就走了。

　　孟晓俊会讲民族主义的东西，我有亲身经历的东西，也有不少朋友告诉我到美国不会那么惨，不用做bus boy，餐厅侍应生的助理。但是，我就做了bus boy。而且，我也被人查行李，不只是在美国，在北京机场查行李的永远是我。我问，为什么每次都查我，是不是因为我是长头发？他说是抽样查，但我每次都被抽到。所以，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我代表的那些需要获得尊严的人是很真的。可能不只是美国，来北京也一样。这部电影讲的所有东西，成东青是主轴，最后成功赚钱、发财，在剧情上是必需的。但发财是一切吗？我放了一些东西在最后，王阳讲了一些话，如果说一个导演必须有立场那就是我的立场。王阳说：我永远回不到那些闪亮的日子，回到80年代。他怀念的是80年代。在校园里，王阳看到孟晓俊什么都没有，成东青在换灯泡。没有一个人因为发了财是快乐的。有时，我们需要往回看。这是我个人的回应，不是辩护，只是希望有一个平台让我说明为什么这样拍。我同意，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小孩的电影，而我也不是一个懂得拍传统主旋律的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