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监管僵局
财新记者:让我们暂时搁下英美监听风波问题。互联网的设计师们希望这个网络是开放,无疆界和无拘无束的,但无论从目前各国政府对系统性的黑客攻击争议,还是各国对互联网不同程度上的管控,都是和最初的理念背道而驰,不是吗?
多顿:互联网的未来的确充满风险,因为政府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加强其对国内互联网的管制。互联网在2001年时仍是一个新鲜物,一个有趣的技术发明,大多数政府没有加以任何管制,因为它们希望把鼓励其发展作为行业政策。
中国同样将发展互联网视为一项重要的行业政策。中国在鼓励互联网进入商业、娱乐业和休闲业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举例来说,中国的网络交易规模已远远超过英国。但互联网在信息,通常是娱乐方面,的确取得了愈加重要甚至是核心的地位。而正是因为互联网在逐渐成为电信通讯的主要手段,所有东西都变成以网络为基础,因此政府认为不能再放任不管。
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介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政府回归到了旧有的管制模式。同时,网络上关于如保护儿童、不宜内容、网络欺凌等话题的讨论也制造了公众对互联网社会影响的某种道德恐惧。如我之前所说,政治家们迫切感到他们需要做些什么,所以他们知道自己能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采用之前曾用过的互联网管制框架。
但问题是,他们应用了不合适的管制框架,如把互联网服务商当作广播公司一样对待。像Youtube这样的公司创造了如此多的频道,它的管制不可能像管制几个电视频道那么简单。所以他们给互联网服务商加上了服从执行政策指导的沉重负担,不管是版权也好,还是儿童保护也好。总而言之,互联网服务商们有可能就矫枉过正了。
财新记者:目前有一些国际级别的互联网全球治理大会,但似乎这种互联网“全球治理”的成效并不显著。主要原因是什么?
多顿:原因是,由于互联网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国家政府认为他们需要对人们在他们国家境内如何使用互联网上有一些法律权威。同时,许多国家政府也感到,目前全球治理的结构不是被在美国加州的国际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所主导,就是完全不被互联网治理论坛所管理。
他们认为,尽管互联网治理论坛模式是多利益相关者型的,但他们完全无法做决定。因此,目前就有往政府管制方向转移的趋势。这样就造成,这些国家政府就参照国际电信联盟(ITU)的管理模式,即政府监管通讯,并试图将旧有的监管模式套到互联网的管理上来。显然,这对互联网的未来是一个不利的消息,因为这样会造成各国政府各自为政,最终谁都不能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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