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功效主义

二

　　最显眼的也是人们提得最多的一个质疑是：幸福能不能量化并得到测量？

　　边沁那时候，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很多人希望把包括伦理学在内的所有学问都做成严格科学。严格科学难免要求把它的各种内容尽量量化，以便互相折算。然而，虽然我们平常也说张三比李四更幸福，中国人比美国人幸福，中国人民最幸福，但这只是泛泛一说，认真测量还怪难的。

　　幸福之难测量，多多少少因为很难完全脱离当事人的感觉来谈论幸福。我并不同意幸福只是“主观感受”。毛时期的大陆人，以为美国人台湾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自己幸福得要命；朝鲜人民据说今天仍沉浸在类似的幸福感之中，但至少边沁他们不会把那当作很大的幸福总量。但另一方面，张三李四觉得幸福的事情的确未尽相同。你当了官，天天鲍鱼果子狸，前呼后拥一帮随从，因此幸福得大发，这种日子，我觉得不啻受罪；每天起身在早市上转转，拣两样新鲜蔬菜烧个午饭，饭后眯一小觉，我觉得幸福无比。幸福虽然不只是主观感受，但任何“幸福指数表”恐怕都得包括“幸福感”这一类感受在内。

　　何况，在实际生活中，幸福和受苦往往难解难分，一把屎一把尿带过孩子的人都知道，更不用说探险家了。有时候，人们为此区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快乐——身体上的痛苦可能与精神上的快乐并存，反过来亦然。这就连到了身体/精神两者关系的复杂问题。

　　量化这类事情，后来交给经济学去做了。经济学家有什么神通呢？他不像功效主义理论家那样坐在摇椅上把一样一样幸福互相折算，他借用一样现成的东西来折算：市场。一样东西值多少，不由经济学家定价，而是由市场定价。凡是进入交换的东西，你都能从旁边看出它值多少。根据事实上的交换，经济学家做出理论模型，于是那些没进入交换的东西，你也可能根据模型曲曲折折推算出它的价钱。那些离市场远而又远的东西呢？那就算了，不归经济学管。在一个基本意义上，生命是有标价的，你查查撞死人后赔多少钱就好了。至于亲人死去你心中持久而沉默的伤痛，那不在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