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不是被驳倒而是被超越的
回望中国改革大业启动之初，让人微感诧异的是，邓小平在新时期的“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似乎把更多精力放在外事活动上。为三中全会奠定基调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邓小平还在东南亚访问。特别是1978年10月访日，1979年1月访美，这两场历史性的外交访问，在美苏冷战难以为继的多边国际格局中，瞄准空当，一举奠定了中国的战略强势地位。
在日本，邓小平乘坐“新干线”列车，“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当得知日产汽车的生产率是当时中国长春汽车厂的99倍时，邓小平说：“我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了，这就是现代化的速度。”
在访美的飞机上，国际问题专家李慎之请教邓小平为何要开放，开放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小平回答，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
邓小平在国外为中国的未来谋篇布局的时候，国内舆论场围绕“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正在开展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辩论。几乎各个省市区、各大军区的一把手，都亲自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做出表态。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给了率先捅破传统意识形态疮疤的胡耀邦以有力支持。但生性不喜欢争论的邓小平，对盘根错节的意识形态纷争并未倾注太大的精力，而是以亲自打开国门、对接现代化主流国家的大动作，一举截断了传统体制的退路。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搅动官场的大讨论的开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石破天惊”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次日，谷牧副总理率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抵达西欧五国考察，回国后提交了一份同样“石破天惊”的报告。报告写道：“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这为中央下决心实施改革开放国策，提供了第一份详实的决策情报。
保守理念从来都是被大胆的富有想象力并脚踏实地的实践超越的。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城市的国企改革，六大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岛、喀什）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2001年加入WTO，保障改革开放从此走上不归路。
在“左”“右”交锋激烈的80年代，左翼主张鞭长莫及的，就是邓小平始终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当性不容置喙。有人提出：“说自由化的受到了批判，干自由化的没有问题。”“经济上的自由化是政治自由化的基础，不反经济自由化，政治上的自由化也反不了。”这些意见都受到中央严正驳斥。经济改革的长足进展，是中国历经风风雨雨，稳步前进的重要原因。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奉命刊登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的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批评“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在率先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安徽农村引起恐慌。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胸有成竹地说：“《人民日报》能给人饭吃？报社管饭吗？它要管饭，那行。农民不用种地，都去找它。”
据人民出版社《杜润生自述》一书记载，农口一位为人正直的老干部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与万里发生了争执。老干部说，“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万里说，“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行？”老干部说，“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万里说，“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干部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
真是掷地有声!当这些教条已经成为极左政策的大本营和避风港时，万里这一批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地回到中国古代政治家民为邦本、视民如伤的人本情怀，以及面向世界、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开放胸襟。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大彻大悟和大无畏，创造了中国改革的黄金年代，人心舒畅的80年代。
改革到今天，从“摸着石头过河”，走向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在这个背景下，意识形态的方向感，意义凸显。无论从哪个角度的思考和价值诉求，只要有利于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都是忧党忧国忧民的表现，都是可以理解、值得尊重和需要包容的。但讨论中的各方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在火星上谈论中国政治。
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共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资本、市场经济、人权、法治等现代文明要素，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但是，体制的吸纳和消化需要一个过程。对传统社会主义教义而言，这些都曾经是离经叛道的东西。
在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中，胡耀邦主持起草中国科学院《汇报提纲》，从1969年有关部门编印的《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小红本中，引用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毛泽东在审阅时说，他不记得说过这句话，流露出对汇报提纲的不满。直到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才公开宣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1985年3月，邓小平会见科技界代表时感慨：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未必读过我的讲话。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在1988年与外宾谈话、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有些理念之争，是当局者迷。1988年8月，《人民日报》开展过一场“蛇口风波”和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讨论。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李燕杰、曲啸、彭清一等巡回演讲者，就来深圳“淘金”对不对等问题，与蛇口青年发生过观念碰撞。连《人民日报》编辑部内部的评报栏上，始终都存在两种不同意见。在讨论结束时，《人民日报》“编者按”写道：“改革时代，社会变动中的思想碰撞在所难免。对一些问题认识暂时不一致，是正常现象。本报这次开展‘议论’，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同志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实践，在思考和实践中取得共识。有些问题，没有必要匆忙做结论，做了也没有用。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过了若干年，回过头来看，也许会觉得一切原来是那么清楚。”
这是尊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制内的明智和胆识。25年后回头看，“一切原来是那么清楚”！
【音频】洱海治污 如何发力？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