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改革缔造中国梦——基于网络舆论监测的分析

“历史的共业”：超越对峙看转型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老百姓生活得到普遍改善，中国政治大局稳定。在此前提下也要承认，各种社会矛盾在累积和叠加，渐渐逼近拐点。从网络热点看，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如城管与商贩的频繁摩擦，市民对环境问题的意见表达，如果官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情绪对立不能及时消除，容易酿成官民对峙的舆论危机和社会管制危机。

　　实现官民良性互动，首先是建立互信。老百姓要理性平和地看待转型期的社会难题，理解公共治理的复杂性。政府则把有意见、有诉求的老百姓，首先视为政策关怀扶助对象，而不是潜在的“维稳”对手。能否借用一个台湾的政治术语“历史的共业”，来看待转型期的社会矛盾？所谓“共业”是佛教用语，指共同感受到的生活环境。“共业”取决于共同或相似的行为，或利益相关的行为，招感果报。在历史上，人们共同创造了一种处境，形成共同的捆绑，大家都一样的遭殃。社会转型期很多问题，不仅是政府的公共治理问题，社会各界都负有一份责任。比如北京PM2.5的治理，不仅需要政府采取得力措施，而且离不开社会各界的配合：企业界发展低碳经济，加快产业转型；北京市民多用公共交通、少用私家车，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既得利益集团”的提法是错误的。它不仅对体制内打击面过宽，把务实改革的官员也推向对立面。实事求是地看，体制外人士也可能拥有某些“既得利益”。比如京沪高考录取分数线比江苏湖南等省低几十分，京沪市民都受益于限制异地高考的政策。我们反对的是官商勾结、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则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寄生于垄断性的公权，瓜分国家财富，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不是要从社会经济成长中“分蛋糕”，而是在从事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

　　提出“历史的共业”，就是希望政府和公众对于舆论热点问题，乃至历史问题、体制问题，诚心诚意地尊重各方利益诉求，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强调官民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相互谅解，相互包容，在同一个屋檐下协商共治。对于现实的瑕疵和历史的包袱，注重修复制度，不苛责个人。

　　化解“历史的共业”，需要社会形成合力，官民良性互动。各方都坚持用舌头而不是拳头表达诉求、解决问题。这就是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协商对话”，也是互联网专家和社会学家所主张的线上线下“社会协同治理”。

　　人民日报评论部文章提醒：中国被众多问题“追着走”、“推着走”，但能否能多点“过程意识”，让改革者有更多回转余地？比如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占1/3强。异地高考理应破冰，可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地开闸放水，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即使翻番，也无法满足如此激增的就读需求。

　　居江湖之远，不能不体谅庙堂的难处。正如网友调侃，不宜把政府当作大包大揽的男朋友：①你怎么都不管我？②要你管我？！③你给我个解释！④你不要解释，我不听我不听，你说的都是骗人的！⑤看看人家的男朋友！

　　同时，对于公权的点滴进步，不妨给点掌声，对政府要舆论加压也要舆论减压，在官民相互包容和鼓励中，让正能量走向良性循环。

　　互联网是“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但网络舆论尚不能覆盖全体国民的利益关切。据统计，经常在网上发声的，只是大约1/10的国民。在层出不穷、光怪陆离的网络热点之外，现实社会还有很多被遗忘的角落，如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的生存状态，体制内普通公务员和基层干部的艰辛操劳和道德操守，需要政府、媒体和热心人俯下身去，体察民瘼，接地气。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需要均衡照顾那些不上网和在网上“潜水”的中国人的利益，调和鼎鼐。

　　掌握互联网“鼠标话语权”的知识精英，尤其需要力戒道德洁癖与智商优越感，避免因固执于某些超越现实国情的激进主张，加深社会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