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百甫：改革战略的形成与改革的走向

中国与东南亚金融危机

　　财新记者：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中国政府应对得当，获得了世界好评。这期间的高层决策是如何形成的？

　　陆百甫：1997年7月2日，这场亚洲金融风暴首先从泰国开始，不久又席卷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快速发展的繁荣景象。正当东亚金融危机搞得东亚经济焦头烂额之时，克鲁格曼等人提出了“东亚经济模式”消亡论、“亚洲价值观”破产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1997年12月16日，首次东盟—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

　　在江泽民主席出席会议之前的一天，我记得是个星期六傍晚，温家宝同志给我打了三次电话，咨询中国面对那次金融危机的应持态度。我当时正好研究这一问题，就讲了三点建议：第一，我们要树立信心，亚洲价值观并没有失败；第二，“东亚经济模式消亡论”不过是耸人听闻，东亚经济模式并没有走入死胡同，但是我们要反思亚洲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我们的经济结构需要调整；第三，东南亚国家作为中国的朋友，值此危难时刻，我们要拿出实际行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拿出一定的资金去支持它们。

　　后来，江主席采纳了这些建议，在此次峰会上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并向泰国等国提供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紧急外汇援助，向印尼等国提供了进出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援助。此后，泰国的危机就解脱了，于是中泰两国变成了全天候的朋友，我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关系也明显改善。同时，这也展现了中国对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高度负责的态度，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也提高了。

我们要面对并且迎接平稳增长的时代

　　财新记者：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增幅同比有所回落，从7.9%降到7.7%，不少人对此表示担忧。学界判断，今后，中国经济将告别高速增长时代，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陆百甫：是的，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出来的时候，国内外很多人士都觉得比预期要低，纷纷表示担忧，甚至迷茫。其实，大可不必。他们之所以表示担忧，是因为国内国际都对中国经济寄予过多的期望。尤其是很多国外的媒体夸大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他们希望中国这个“经济火车头”承担更多的责任来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我认为这样的经济增速是合理的。我们的经济增长应朝着轻型化、质量和效益优先的方向发展。

　　其实，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两会”已经发出了这样的信号，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深刻地领会。质量高、效益好，我们就容易协调各类矛盾。考虑到出口的回落，土地、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这样的速度还是比较理想的。而且，近年来，我们实施了“转方式、调结构”的政策措施，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再加上政治诉求的改变，当然要甩掉一些利益，甩掉一些无效的增长，这肯定会影响经济增速。而且，每个国家在向高端发展的时候，经济增速可能会递减，但这是更科学、更理性的发展，更符合产业高端化的要求，更符合可持续的要求。所以，我们不能被某些声音误导，我们必须坚持走质量和效益优先的道路，向优质、高效、适度、适当的方向发展，而不是选择原来高速增长的道路。

　　对于今后中国发展的潜力和前景，目前国际上看法存在分歧，有全面唱衰的，有短期看差长期看好的，也有全面看好的观点。我们要客观地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就必须对中国增长潜力做出准确剖析。

　　首先，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仍然强劲。目前，中国还没有实现动态意义上的“五化”，即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国际化，要完成这“五化”，中国的发展空间仍然十分巨大，加上这“五化”又是在有十几亿人口、国土辽阔的中国，多方面发展又很不均衡状况下去完成的，更增强了发展的潜在张力。再加上全球化进程是动态的，中国的发展除了“赶”的意义之外，还有动态意义上“超”的含义，不仅要“补上”落后于人的地方，还要“赶上”别人正在发展前进的地方。因此，中国发展出现“双速”并不难理解，体现了国家和全民的期盼，并仍将成为今后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

　　其次，中国的“制度红利”“人口红利”“民族勤奋红利”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红利”，仍然是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国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动摇，在大局稳定的前提下，其制度优势就会充分发挥出来，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多样化的实现形式以及社会互助共济的精神优势，将成为发展中攻难克艰的利器。中国的“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会逐渐减弱，但不会消失，而且中国新“人口红利”将产生，劳动者素质大提高、劳动技能大大提升，将使新“人口红利”倍增。加上中华民族的勤奋精神代代相传，中国的劳动效率仍将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为国家发展奠定精神基础和支持。因此，即使至本世纪中叶，中国劳动人口素质、劳动效率，都将是可与世界他国相竞争的因素。

　　其三，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落成，优质便捷的交通运输体系，结构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以及迅猛发展的以信息化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体系的建立，构建了现代经济发展必备的优质条件。中国有世界上人口最庞大、消费潜力最深厚、全球市场最广阔的优势，为集聚全球各种生产要素，创造了无限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只要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方针，继续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全球性资金、人才、创新成果将会不断向中国这块沃土集聚，中国成为世界生产高地、消费高地、创新高地、合作高地、文化交汇高地，是完全可能的。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仍具备一系列优势使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但从总体上讲，今后30年，由于某些因素的约束，经济增长的力度应当有所降低，呈现逐步减速的稳步发展态势。我们保持这种稳步增长的发展，其实对国家整体发展与战略推进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要忍受并且迎接经济平稳增长的时代。

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会向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方向演进

　　财新记者：有学者曾总结道，“一个三中全会，一个里程碑”。下半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要召开，按照惯例，这次全会可能出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中国今后改革发展的具体政纲。请你联系以往多次三中全会，前瞻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旨。此次三中全会将重在解决什么问题？出台什么决议？或者说，你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陆百甫：回顾历史，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政方针大都是在三中全会通过的，基本上“十年一变”。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一个框架性的改革战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定了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

　　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但由于条件不足，今后还得再用十年时间继续完善，所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十年，重点是要素市场更加完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尤其是在社会体制改革、社保制度改革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弥补了社会发展不足的缺陷。

　　这样看来，1993年后的第一个十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建立，第二个十年是进一步完善这一框架，所以，第三个十年，也就是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应该会向“两个百年”目标、向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方向前进，我认为，在这方面肯定会有所推进。尽管有难度，但是社会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已经有很大进展，人们的认识已经到位，思路已经清晰，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条件也已经成熟。因为前两个十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上属于框架型和完善型，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可能实现制度化、机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