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百甫：改革战略的形成与改革的走向

　　财新记者 向明

　　陆百甫，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他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多项中央重大经济决策，对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框架的建立以及所有制、财税、金融等领域体制改革理论的创新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和王梦奎被视为中央“智囊”中与改革开放进程相伴最久的耆宿，时至今日，他还经常参与各种重要决策咨询与研究。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全程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陆百甫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回溯并梳理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阐述了他对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改革发展战略的覃思与彻悟。

“三步走”战略应运而生

　　财新记者：1980年至今，你一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政策咨询研究。可以说，这30年间，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粗略划分，1978年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1978年之后，中国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历史的大转型时期，学术和政策咨询研究的概念、范式等都要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作为研究者要在观念形态和知识储备上与时俱进地适应这个转变，另一方面，研究者更要颇具前瞻性地引领和推动这个变迁。在你眼中，这个转型是如何发生的？它呈现什么样的历史面貌？

　　陆百甫：上世纪80年代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也是整个世界大变动、大调整的时代。比如，两伊战争、东欧剧变。而在我们国家，改革大潮波澜壮阔，最能引发人的思考。当时还没有“与时俱进”这个说法，但是我们有这个基本的意识，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断创新，不断前进。

　　在这前后，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学的是苏联的计划经济理论和经验，实行的是完全计划经济。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中国的计划经济要比苏联高明，陈云同志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大计划、小自由”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既要坚持政府调控，也要注意自由市场，考虑市场的需求。当然，我们的计划经济也存在很大的弊端，行政手段太死、太僵化，导致企业效率不高、积极性不高。

　　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到1992年，我们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积极探索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这一时期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最为激烈，但随着论争的发展，人们开始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应当重视价值规律和市场”这一观点。国家的经济政策也从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演进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再到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个阶段是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至今，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了总体规划。在这之后，中央又出台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保证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财新记者：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发展 “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是如何形成的？

　　陆百甫：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1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早在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就在人民大会堂作了一个报告，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发展“三步走”战略。我有幸聆听了这一奋进的历史号角。

　　30多年来，在这一重大战略构想的指引下，中国走过了宏伟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

　　回顾历史，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并非偶然，而是有时代背景并经过他深思熟虑的。

　　财新记者：迄今为止，“三步走”战略时间已过半，主要战略任务的完成是否也过半？

　　陆百甫：我们还是用数据来论证一下。邓小平同志当年做出“三步走”战略构想的主要经济目标有两方面：一是，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二是贫困状况彻底改变，建成小康社会并走向全民共同富裕。当时确定这两个经济目标是有参照系和具体界定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小平同志提出的具体参照对象是“亚洲四小龙”，并提出了它们当时人均收入3000多美元的参照数据。而消除贫困的目标，既很明确但又较为概念化，即我们知道的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实现共同富裕的三个阶段。如果按照这一具体目标来评估，中国“三步走”战略目前已经达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分水岭标准。

　　不过，要实现中国“三步走”战略后半期任务，仍然相当艰难，不仅表现在中国经济增速今后几十年将回归至常态增长水平，而且中国发展又重在要实现优质发展和全面达到现代化水平。这两大要点又将是中国经济全面实现“三步走”战略的核心内容。因此，“三步走”战略后半期的任务，不仅在实现人均收入动态标准上有一定难度，更在达致发展质量和现代化水平动态标准要求上有相当大的艰巨性。但是，历史发展进程已经证明，中华民族的振兴大业，不仅能够做到，而且能够做好。

六大战略思维与十条基本经验

　　财新记者：在总结中国30年改革开放经验与教训时，你提出了国家改革发展的六大战略思维、十条基本经验。其主要内容是什么？

　　陆百甫：六大战略思维是：（1）牢牢把握和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基本理念，并将国家发展事业，不断推向科学发展轨道；（2）与时俱进，紧紧抓住当今时代发展中的战略机遇，做到两个“充分利用”：充分利用中国的制度优势和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际环境给中国提供的多种机会；（3）正确处理和把握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合理关系，充分发挥所有制经济在发展中的互补作用；（4）始终如一地重视把改革发展的成果，适时地实现全民共享；（5）坚持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以国人自己的艰苦努力实现中华复兴大业；（6）很好地坚持和发挥执政党和国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关键作用，做到统一认识，步调一致，统筹兼顾，形成合力。

　　十条基本经验是：（1）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2）以改革推动发展，以社会稳定保证改革顺利推进；（3）宏观调控权限要适当集中，微观管理权限要适当分散；（4）以控制总需求过快增长为主，同时抓好社会总供给的尽快改善；（5）坚持适度松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注意适时微调；（6）努力改善经济环境，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大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7）在改革发展中，要十分重视就业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以及分配关系的理顺；（8）国家“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都要合理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9）重视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在发生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时，要牢牢把握社会承受“度”；（10）对经济“过热”治理，要抓住控制投资需求的牛鼻子，而且必须调控到位。

所有制改革是如何突破的

　　财新记者：你曾多次参与党和国家重大经济决策的咨询研究，譬如，关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和所有制框架结构理论的研究。这项研究是如何转化为世人后来熟知的中央重大决策的？

　　陆百甫：那我就谈谈“十五大”报告中有关所有制改革论述的决策过程。背景是1997年初，“十五大”政治报告起草班子成立并开始工作，报告要着重研究部署下一个五年中国的改革发展问题。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质疑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声音，还有学者起草“万言书”，提出国有经济不仅要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比例上也要占优势。

　　那么，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主体地位到底怎么理解？我们是不是还要走过去的路？这些疑问不断地困扰着我们。

　　这个时候，江泽民同志及时提出了要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这个思想确实可谓高瞻远瞩。

　　记得是1997年元旦，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同志就能否提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结构以及股份制能否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构成部分等问题征求我的意见。于是，在温家宝同志的指导和布置下，我就这个问题与有关部门专家进行了研讨。因为事关重大，当时只有江泽民总书记、温家宝同志和我三个人知道这件事。我在与专家学者探讨基本经济制度及股份制等问题的时候，也没有透露这是总书记的意见。

　　对于所有制改革，大家刚开始讨论的时候也是比较迷茫，后来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晰。经过对大家意见的系统研究，我综合撰写了所有制改革的“十条建议”和理论表达，认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仅是实现形式问题，是资本联合和劳动联合的组织形式，并不是“姓资姓社”的问题，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同样也可以利用。

　　同年1月9日，我将这些建议向温家宝同志作了汇报，并正式向江泽民总书记报送。5月29日，江泽民同志在党校讲话中说，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

　　后来，这些内容都被中央采纳，并和其他众多专家学者的意见一起，体现为“十五大”报告中有关所有制改革部分的论述。

　　此轮所有制改革被媒体报道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第三次思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