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百甫：改革战略的形成与改革的走向

改革之要在于健全四大基本制度

　　财新记者：当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人们普遍认为，既得利益群体是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你对此如何看待？中国应如何继续深化和推动改革？推动什么样的改革？

　　陆百甫：改革开放之后，利益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产生了新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改革之后的既得利益者，有阻碍改革的消极的一面，也有推动改革的积极一面，有逆向也有顺向作用。既得利益者虽然有强大的力量阻碍改革的继续深入，但是，在强大的历史潮流面前，在日益觉醒的广大人民群众面前，他们又显得捉襟见肘，他们当中还是有很多人支持改革的。

　　事物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改革也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向前推进。所以，我们要下大决心把对深化改革不利的、消极的、阻碍的因素从体制上清除。怎么清除呢？还得从基本制度着手。

　　“十五大”召开之前，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曾经咨询过我们，他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基本政治制度，现在能不能建立基本经济制度？”当时我觉得，总书记这个“基本经济制度”的提法非常高明。我当时建议还应该补充基本法律制度，我们已经有了基本政治制度，如果再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法律制度，这就比较完善了。根据我现在的认识，我们还得再补充一个基本社会制度。社会制度是什么呢？它包括社会管理、老百姓的政治诉求、道德规范等多方面的内容。因为中国缺乏真正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社会管理制度，如果这方面能够做好，制度释放的红利是相当大的，这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有着巨大作用。

　　现在看来，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要进一步完善。怎么完善呢？我觉得还得从所有制进一步改革入手。我认为，中国不走“私有化”，而走“多元化”是正确的，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有优势的。但是，改革空间还很大，我们需要达成的共识是：公有经济、民营经济、境外资本要在深化改革和合理竞争中各得其所。

　　对于公有制经济，虽然其在比例上不具优势，但是其控制力与影响力还是很大，多少还具有垄断色彩、行政化色彩、官僚化色彩，所以，继续推进公有制改革应该从去行政化、去官僚化着手，增加市场化的因素。具体来讲，公有制经济主要解决三大问题：（1）政企分开，去行政化，去官僚化；（2）实现形式多样化；（3）打破垄断。

　　对于民营经济，从比例上讲，其已成为就业、投资、出口的主体，其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但是其在政策、银行贷款等方面依然不能和公有制经济享受同样的待遇。所以，对民营经济主要是解决“一视同仁”问题，不拘泥于“三分天下有其一”，要成为社会就业、社会投资、市场创新、对外出口的主体。这就要解决三大问题：（1）产业自由化；（2）投资便利化；（3）融资有保障。

　　对于境外资本，前两个阶段我们利用得很好，今后还要利用好。当前，境外资本还在增加，境外资本在中国要真正享受国民待遇，但是，产业选择应向更优、更精、高级化推进，将他们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人才引进来。同时，在华的兼并收购，国与国如何公平竞争，需要有所突破。

　　再一个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加快二元经济结构改革，是中国今后改革的重中之重。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无不与二元经济结构改革迟缓有关。这是中国改革的“硬骨头”，非突破不可，如果久拖不决，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中国发展需注意规避“五大陷阱”

　　财新记者：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当前的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前和今后，就战略而言，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应着重注意哪些问题？

　　陆百甫：中国下一步的发展面临诸多大挑战，任务并不轻松，举步仍然维艰。但从深层次问题分析，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外部环境，而是严峻的内部问题的挑战。具体来讲，中国在下一步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避免“五大陷阱”：

　　（一）消除“修昔底德陷阱”猜忌。古希腊伟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新崛起国家与现存强国会无可避免地发生战争。现在，对中国可能走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猜忌，深深隐含在许多国际政要和媒体的思维之中，使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行为备受质疑。如何淡化与消除这一不实印象，已成为中国树立新形象的难题。

　　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不断上升，随着中国崛起进程加快，世界对中国可能的变化存在一种惶恐心理，有人甚至怀疑中国是否也可能走入历史性的“修昔底德陷阱”，从而与世界大国发生重大对抗，乃至引发战争。为此，我们对这种“上升带来的影响性烦恼”，要有充分的认识和疏解准备。

　　的确，19世纪末德国、日本崛起，企图用战争手段重新瓜分世界利益，引发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历史也证明，并非所有国家的崛起必然会发生对抗性冲突。如20世纪初美国的崛起，并没有与英国这一老牌霸主强国发生对抗性的战争，反而成为了“盟友”。历史可能重复，但也不一定都会重复，消除猜忌十分重要。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执行的是互利双赢的对外关系原则，既要拓展竞争合作思维，又要尊重国际规则，并为改善国际规则做出努力，在竞合中构建新型的和平共处国际关系。

　　这一进程是艰难的，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千方百计逐步淡化并最终消除对世界、对中国的不实猜忌，建立互信机制，明亮中国发展环境。

　　（二）避免走入“中等收入陷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一些国家出现了经济“起飞”，并很快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由于在“起飞”过程中，并没有及时对社会分配关系、产业自主创新、经济运行体制、政府治理结构等方面做出相应改革，使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社会矛盾激化，大量问题涌现，从而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目前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必须时刻警觉，避免步拉美部分国家之后尘。最重要的是，改善社会分配关系，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激活社会消费潜力，壮大社会市场容量；千方百计激活企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特别是提升制造业竞争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构建健康运行的现代金融体系；全面改革政府治理结构，提高效率，防范风险，保持经济社会等协调发展；认真解决诸如能源、清洁水、环境承载力等“供给动力”的“临界”问题，全力推进节能减排、低碳发展等等。坚持走深化发展、内涵扩张、消费拉动、体制活力勃发的发展道路，实现“优质跨越”。

　　（三）避免陷入“高福利国家”依赖。二战以后，欧洲许多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实施了“高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初中期实施顺利，很得民心，但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国家承受乏力、社会效率下降等严峻问题。目前虽仍“坚持”，但似感“支撑不住”，而且危机四伏，社会动荡不已。“好制度”反而变成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最近几年，中国大力度、大范围、宽领域地推行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极大地改善了民生，中国已成为建有全世界最大基本医疗保险网和城乡社会养老保险网的国家。但是，国家性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是刚性的，是政府一项并非临时性的承诺和支出，而是永续性的开支，同时还只能提高，不能后退，更不能取消。因此，这一制度设计，必须适合国情，符合国家经济水平，有利于经济活力的再生。

　　目前，中国民众对国家福利制度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因此，一开始，在制度设计上，就要避免对这一制度从“感谢”，逐步陷入“不满”的“陷阱”。需要处理好“善保障”与“养懒人”的博弈关系，既要有可靠保障，又能激活劳动积极性，不养制度懒人，不背制度包袱。

　　对低收入者不能只“贴钱”。国家应该多从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与劳动技能的提升上，采取更多社会福利举措，以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的双双可持续。

　　（四）避免重演“日本发展陷阱”。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飞速发展，一举跃入发达国家行列后，从90年代始，出现了“增长停滞时期”，并显现“房地产泡沫”和部分金融业的崩溃，舆论谓之“日本失去的十年”。接着，在本世纪头十年，日本继续出现了“发展徘徊”。

　　日本为什么会出现“发展陷阱”？起因有二：一是在“广场协议”的冲击下，日元高速升值，国际贸易的竞争优势快速消失；二是盲目的房地产投资引发泡沫，住宅贷款坏账猛增，银行呆坏账堆积，造成包括著名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这样强大的银行破产清盘，并引发一系列“破产潮”，经济严重受损。

　　究其深层次原因，根子在于：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战略失误，没有跟上全球信息化步伐，其传统产业并没有及时与信息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走向产业创新时代，加上产业“外移”规模大，国内“空洞化”问题突出，因而缺乏内生动力，失去了竞争优势，逐渐沦为“二流强国”。尽管当时日本 GDP 总量处于世界第二，但缺乏新增长点，后劲和发展潜力不足，从而出现了长达20年的经济徘徊和低速。

　　中国同样需要防止出现日本式的“发展陷阱”。无论是表象问题还是深层问题，中国与日本存在某些相似性。

　　因此，中国对此应采取“两谨慎、一着力”的方略，“两谨慎”即一要管控好汇率改革的进程，汇率调整要遵循市场规律并与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一要防止房地产投资的盲目性，严格关注投机性操控，合理布局城市发展进程，严格监督金融机构，防止系统风险。“一着力”即着力于产业创新和竞争力提升，把科技创新列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把握产业技术先机，打牢中国实体经济根基，并努力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五）力求避免陷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负效应长期化陷阱。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环境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环保”“低碳”“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的基本要义，也是中国“三步走”战略后半期发展中，处理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主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指，1995 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格罗斯曼和克鲁格引申“库兹涅茨曲线”原理，应用于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模型之中提出的假说，已被当今世界重视。

　　这一假说提出，在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同样呈先加大、后减小的倒 U 型规律，即当大规模工业化展开时，由于资源投入的大量增加，带来了更多的污染排放，从而产生了对环境质量的负的规模效应，环境质量不断恶化；当大规模工业化进入深化发展阶段时，由于新技术应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清洁能源的推广，环境改善出现规模效应，使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逐步改善。科学发展就是要尽可能使这种负效应延续时间缩短，使正效应的影响早日到来。

　　中国前30多年在环境治理、节能减排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政策仍在强化。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目前国内的“增长冲动力”仍强于“环境约束力”，加上今后30多年中国仍处于大规模经济活动展开时期，无论资源投入还是污染排放都将继续扩大，这个问题将会非常突出。

　　要避免陷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负效应长期化陷阱。首先，必须提升全民环境意识，根除各级干部“强发展、弱环境”的倾向，彻底转变发展观念。

　　二是，必须从战略高度抓好全面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推行“环保”“低碳”“节能”型生产、生活方式，减弱经济发展的环境压力。

　　三是，大力治理和控制环境恶化，提高产业准入的环境门槛，坚决实施投资项目环境否决制度。

　　四是，着力于环境技术与节能技术的创新，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装备新兴产业。

　　五是，力保技术专利，制定系统的崇尚环境发展的财税政策和经济优惠措施。

　　六是，把环境评估作为各级政府考绩的重点项目，成为干部行动的新“指挥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