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特约作者 王信 曹莉 程勇
2013年7月15日,我们到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总部采访其副秘书长、首席经济学家帕多安(Pier Carlo Padoan)。
帕多安是意大利人,从2007年起任现职,2009年起兼任首席经济学家,主管经济研究部及OECD参与国际事务活动。
加入OECD之前,帕多安早已活跃在国际舞台,有着耀眼的学术、政策研究和公共服务生涯。
1998年至2001年,他担任德利马(Massimo D’Alema)和阿玛托(Giuliano Amato)两任意大利总理的国际经济政策顾问,协调意大利在G8、欧盟和大量双边事务中的立场。2001年至2005年,他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负责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等国事务及欧洲协调。
他曾在欧洲多所大学任教,并担任意大利政策性智库Fondazione Italianieuropei的主任。2013年春意大利大选后,帕多安曾被认为是新内阁财长的人选之一。
帕多安戴副眼镜,举止儒雅,说一口漂亮的英语:“我们并非富人俱乐部,而是关注所有各类国家。我们的优势其实在于研究方法,理解经济的结构层面与宏观经济、金融层面的互动。”
结构调整如何进行
财新《新世纪》:你非常强调在你的祖国意大利以及其它欧洲国家中,劳动力市场改革、司法改革、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具体到意大利,你认为应遵循怎样的改革次序?
帕多安:意大利长期受经济几乎零增长和生产率下降等问题的困扰。它正努力摆脱衰退,艰难但成功地实现了债务稳定。无论对意大利还是其它国家,结构问题都是核心。
在本次危机爆发前,OECD就一直建议意大利政府改革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引入更多竞争,并推进能源等领域的改革。我们现在更强调政策的执行。这不仅针对意大利,也针对所有需要推进结构改革的国家。需要制定更完备的法律和规则,但同时需要强化规则的执行。
所谓规则执行,指的是公共管理中要有好的治理和透明度;还需要建立高效、能尽快解决诉讼问题的民事司法体系。当然,还需要打击腐败,这在意大利是一个严重问题。有些国家的政府在产品市场改革上似乎只开花不结果,原因就在于缺乏执行力。
财新《新世纪》:结构改革非常难以推进,而意大利目前似乎在政治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你对意大利未来两年的改革怎么看?
帕多安:我们向意大利新政府、向总理莱塔(Enrico Letta)提供了最新的国别分析,指出意大利必须采取新的改革措施,尤其要把改革落到实处。劳动力市场等改革需要进行调整。例如,必须采取更多举措,帮助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在过渡期内提高劳动合同的灵活度,推动企业雇佣年轻人。我们还建议,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应简化公共管理程序、提高效率,给有投资意愿的企业提供便利。同时,意大利需要解决向企业提供流动性和信贷的问题,否则许多状况良好、较有竞争力的企业就面临被排斥在市场之外的风险。挑战非常艰巨,意大利正在迎战。我对意大利保持适度乐观。
财新《新世纪》:意大利前总理蒙蒂推出了许多改革举措,你认为意大利现政府是继续推行蒙蒂的改革,还是会对改革方案做出一些重大调整?
帕多安:过去意大利就对财政整顿政策组合进行过调整。当蒙蒂2011年11月临危受命担任总理时,意大利的债务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他必须非常迅速地向市场表明,政府愿意进行调整,并扭转恶劣的债务形势。通常,为很快达此目的,短期内惟一能做的就是增税。
众所周知,应在增税和减支上重新取得平衡。对意大利这样的国家而言,减支非常重要和必要。中期来看,需要最终为减税创造条件。目前意大利讨论的重点,是IMU房产税和是否避免提高增值税。
我认为,应从更宽的视野看政策重点,要对整体预算约束有清晰认识,全方位考虑哪些议题可以碰,哪些议题可被取代,这样就不是集中在某一政策工具,而是拥有包括税收和财政支出在内的一整套工具。
财新《新世纪》:目前意大利和一些欧元区外围国家面临较大的经济困难,你认为是否应给这些国家更多时间以实现财政整顿目标?
帕多安:我们建议,财政整顿的步伐应根据各国情况进行调整。一些国家可放慢整顿步伐,而市场压力更大的国家则应尽快进行。这在短期内会带来负面影响,但在许多情况下,财政整顿无法避免。此外,应高度关注财政整顿的政策组合。对于既定规模的财政整顿,政策工具不同,会在经济增长和实现公平方面大相径庭。
财新《新世纪》:你非常强调信心的重要性。为了重拾信心,需要各方同舟共济,各尽其力。为此,欧元区债权国应采取哪些措施?
帕多安:这是国际宏观经济学的一个老话题。众所周知,由于受到市场很大压力,赤字国将不得不进行调整。目前欧元区的情况就是如此,需要实现对外头寸和经常账户的再平衡。许多甚至所有的外围国家都已付出巨大努力,在改善竞争力和经常账户方面取得实效,它们的经常项目逆差在下降。
当然,需要提高调整的对称性,顺差国特别是德国,需要做出更大努力。考虑到与欧元区其它国家相比,德国的投资占比相对较低,扩大投资对德国是有好处的。例如,如果德国实现受保护的服务部门(非贸易部门)的自由化,德国将因投资增加而受益。由于储蓄可能不变,投资增加也会使德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减少。这只是结构性政策可改善宏观经济表现和促进经济调整的一个实例。
德国还可略微提高工资,以反映生产率的提高。目前欧元区面临多种风险,其中之一就是通缩。我们是一个货币联盟,整体通胀水平非常之低,这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如果要调整相对价格和相对工资,逆差国的工资应下降,这已经发生了;同时,如果顺差国的工资上涨,将大有裨益。我们并不要求大幅调整,而是与生产率变动相适应的相对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