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遇上西雅图》:通过逃离,获得选择的自由
当代电影中的空间已经面目全非。如果不能尽力描写现实的空间,那就只能表现更加虚幻的空间。这些空间包括那些和大众生活渐行渐远的地方,所谓上层社会的豪宅或者高级办公室。宫殿般的走廊里,人物沉浸在宫廷式的尔虞我诈中。所有剩下的可表达的空间都指向权利的周围,那里物质性正在发挥作用。为了满足大众的想象力,空间本身不断被收紧,所有窗口不断被关闭。电影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封闭和不真实。
现实生活无法被真实有效地呈现,是近两年中国电影的困境。一方面由于电影审查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在于创作能力的不足。真实空间的电影化呈现了考验创作者的难题,而观众对现实的虚假感也越来越失去耐心。精神压力过大的人需要一次旅行来缓解神经质的症状。摄影机需要带观众远离烦恼,离开此地的纠结与矛盾。
《北京遇上西雅图》正是一例。如果说《中国合伙人》是讲中国的成功者在美国的失败,那么《北京遇上西雅图》就是温情地描述中国的失败者如何在美国成功。虽然这里的失败与成功恰好相反。
影片开始,一位充满铜臭味的“小三”来到了美国,她努力应付海关问询,面对来自移民局的压力,只是为了在美国生一个在中国“不合法”的孩子。观众渐渐发现,虽然在她眼里金钱似乎是万能的,她却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堂堂正正生下自己的儿子。这之中的悖反被精妙地拿捏,道德性在另外一个空间被置换,从对物质主义的道德谴责,转换为对我们所处时代的证言。
这是一次旅行,逃离旧的空间,在新的地方开始生活。观众跟随主人公见证了一次蜕变,一个物质主义下的“故人”破茧而出。这新生不仅仅关乎精神自由,也借由爱情故事,变得更富人情味。这是一个人真实的成长,而非标签化的从黑到白。借由爱情叙事类型,影片获得了一种关于人物本身的自由。这几乎是对当下状况最富正能量的描述。故事中的人物有时候会被困在原地无法动弹,然而即便深陷窘境,只要有对自由的追求,一样可以振臂高呼。
当主人公文佳佳回到北京,再次穿梭于宫殿式的密闭空间里,我们知道那是间精神的“囚室”,所有人都又回到纠葛里。但此时她已经获得“自由”,获得一种人性的力量,从而把握自己的人生。尽管此片模板化的痕迹仍然较重,但其中的勇气和道德自信让人动容。这里的人物通过逃离,获得选择的自由。这逃离又通过电影本身,一部在全国院线大规模上映的华语电影,重新获得舞台的中心位置。对一部电影而言,这并非一项壮举。然而受它的鼓舞,大众将可能重新开始思考生活的可能性。逻辑的回归并非纯然理性,故事里的一份温情成就了另一种成功。
《北京遇上西雅图》与这一时期其他几部票房卖座电影,同样都从中国社会的矛盾与问题切入,却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在复杂的纠结之中,《北京遇上西雅图》找到了人性的钥匙:为了个人的自由,物质的空虚必然遭到摧毁。这是一种决心,更是大众电影的突围。
电影之梦并不只是个励志故事,电影之梦更指一种精神力量。其本质并不关乎精巧的手法,而一定是向外部的突围。大众电影的逻辑紧紧根系于时代精神,也落于彰显人情人性的细节。
市场并不是铁板一块。很多投资人都获得过教训,臆想虚幻的大众心理,天真地迎合不存在的事物,这是危险的。院线的不断膨胀,可以带来市场的持续稳定与壮大,然而丢失了电影之梦,这种壮大也可能是急速收缩的开始。
所谓“接地气”,并不是指大众电影要有现实主义风格,而是它必须符合现实的逻辑,那就是,时代的特征与人心的重量。
当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在跟进火热的电影市场时,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门电影生意的全部要义。因为越来越多的观众,正拭目以待。
王杨,导演、自由撰稿人。代表作有《中国门》 《地上-空间》等,作品入围多个国际影展。多年来从事电影评论工作,为多家报刊杂志撰稿。曾参与创建《青年电影手册》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