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的光荣与梦想

民国，中国企业家的自治时代

　　民国以降，中国市场经济的演进，企业家的再次崛起，和其他国家市场化、现代化的进程类似，都是从城市的精英阶层开始。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社会现象，在社会管理层面，城市精英阶层的潜滋暗长构成了一种能够和中央集权博弈的社会性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种种民间自治力量的勃兴，并不构成和政府的直接对抗，相反，这些自治性组织完全不希望看到中央集权体制的消失，或是过分的削弱，他们谋求的是一种渐进主义的改良。这是城市商业经营阶层参与社会管理事务的过程中必然占据的立场和方法。到20世纪前10年，新兴的商业精英阶层以及民间自治力量，与政府的官僚体系达成了一种暂时的共识，使得地方行政管理权力向城市机构转移。一批有专业背景，有商业能力，又有社会管理经验的精英人群，开始走入官僚体制，参与到社会管理之中。这样的格局，对于政府而言，也是能够接受的。一方面，政府当然不愿意放弃通过官僚机构来控制社会的权力，另外一方面，社会自治的力量参与到改良的过程中，也为政府谋求进一步的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总之，民国初年，传统的大一统的管理模式和民间社会的自治经验相结合，整个城市的管理秩序，实现了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利益一致。

　　企业家自治的管理秩序，具有醒目的示范效应，而且天然具有协调性。这直接推动了企业家阶层的壮大。不同的社会自治团体很快找到了合作的理由和途径，社会精英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展。散落在各个城市的社会精英，既拥有富裕的物质条件，又拥有参与社会管理的兴趣和能力，他们在一个的时代的兴起，几乎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比如在江苏，这个受到通商口岸海外商业经验深深影响的地区，就涌现了一批真正的精英人物。

　　张謇当然是民国初年最具有社会管理能力的企业家精英，他几乎成了南通的行政长官，如果站在地方自治的角度看张謇，他应该算是民国初年最成功的企业自治领袖。

　　马相伯（1840年-1939年）的贡献更大，震旦大学的创始人，基督徒，神学博士，培养出了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等大学者。他早年曾经致力于洋务，中年后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教育事业上。著名的“毁家兴学”，即马相伯所为。1900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清浦、松江的3000亩田产全部捐赠给教会，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赠家产兴学”的字据，规定这些钱财是日后培养学生的助学金。马相伯在教育层面的自治性努力，以及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不过，他在晚年曾经对前来看望他的胡愈之先生说，“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叫醒中国人。”

　　许鼎霖（1857年-1915年），著名实业家，参与创办耀徐玻璃公司、赣丰机器油饼厂、海赣垦牧公司、大达外江轮船公司等。和张謇、沈云霈并称“苏北三大名流”。是清末民初真正的社会精英，今天江苏的企业家传统，相当一部分来自许鼎霖。

　　还有著名的荣氏家族，他们在产业的意义上，几乎构成了一个工业王国，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市场的拉动，更在于在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层面，构成了一种了不起的创新。

　　这些在企业、教育、学术领域具有杰出才能的社会精英，构成了一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最有思想意义的风景。他们不仅在自己的领域承担着领导作用，而且促成了各个领域各个团体之间的直接合作，从而对政府行政机构的决策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力。一个由企业家、专家、社会精英构成的社会管理阶层由此产生，他们是这个时代真正有建设性意义的改革者，他们普遍具有保守主义的改良特征，相比那些革命者，那些愤怒的暴力推崇者，这一批社会精英的政治属性，最为清晰，他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对市场的自发秩序，对自治经验的认识，可谓前无古人。这可以说是民国初年最有价值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