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的光荣与梦想

　　特约作者 苏小和

   作为市场体系中惟一的创新力量，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正处在渐进的过程中，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被持不同价值观的人都接受并高度重视的一个稳定的、不可或缺的部分。隐含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和市场秩序中的问题意识，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不断成为社会热点，激起整个社会的大辩论。

　　其一，中国企业家是市场发展的原因，还是市场发展的结果？是市场经济的手段，还是市场经济的目的？这些问题并没有在中国人的价值观谱系中形成共识，相当一部分人沿袭了中国最近60多年形成的集体文化中均贫富的粗暴理念，固执地认为企业家仅仅是财富的掠夺者和拥有者，而不是市场经济的创新者与建设者。

　　其二，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流变中，企业家发挥着什么作用？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相当多的人片面理解“历史是人民所写”，固执地认为，农民起义和领袖式的强人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他们无法理解，在市场的发生和发展层面，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启蒙与构建层面，在社会多中心治理层面，甚至在一个时代的文化建构方面，企业家才是最具有理性和建设性的力量。

　　其三，中国企业家在历史和当下的建设中，应该秉承怎样的角色？企业家到底是坚持在商言商，追求一种市场专业意义上的创新者，还是奉行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将市场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置换成国家发展与时代建设的宏大叙事之中？这依然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争论的大命题。

　　相关的问题可以进一步细分。这既是一种当下的陈述，也是一种历史的回顾。中国企业家的光荣与梦想，在这个巨大的历史叙事和巨大的当下建设之中，正在渐渐清晰起来。沿用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分析方式，我们的观点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生与发展促进了中国企业家的诞生与建设，中国企业家反过来推动了中国自由市场经济的深度演进。这种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构成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在进入近现代史以后的主要经济图景，中国企业家的光荣与梦想，也得以在市场经济层面获得一种整体呈现。

晚清，中国企业家的启蒙时代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晚清是一个企业家勃兴的时代。1820年左右到晚清谢幕，这八九十年间，是被后人遮蔽得最严重的一段经济史话。在这段时间里，晚清掀起了一次快速的商业贸易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的市场逻辑是，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在沿海和内地一些重要的交通口岸或者中心城市，有意识地借用了一批本土的商界人士作为代言人或者是助理，这就是后来被部分历史学家命名的所谓“买办资本主义”，或者被称为“依附性质的资本主义”。历史学家郝延平先生认为，正是这种输入性的资本主义，深深刺激了本土的商业竞争，也深层次地形成了西方大商人与本土小商人之间的合作。这种带有自由市场交换经济学意义的格局，使得中国的部分农产品，诸如生丝、茶叶，第一次实现了远距离的市场化，甚至部分实现了国际市场化。与过去简单地囤积财富的商人不同，这时的中国商人不是沿袭过去的非生产型消费，而是开始学习西方商业的制造意识，真正地从事工业制造，进行生产性的投资与产出，从而促使中国在进入近代以来真正诞生了第一代工业资本主义的萌芽。

　　从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样的萌芽，意义非同小可。重要的是，这样的市场演进不是晚清政府的主导行为，也没有遭到政府的阻挠或者打压，基本上是由外资力量和中国民间市场力量共同演绎了这一段商业故事。经济史学家迈克尔·曼曾经说，假设这个过程缓慢延续不中断的话，中国从19世纪后期就能发展出以本土资本主义为主、同时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挂钩的一种“常态的资本主义”。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几乎接近于晚清时代的“改革开放”，60年的经济腾飞，很快让晚清政府的GDP水平跃居到亚洲第一的位置。

　　1883年是一个需要中国人反复思考的年份，这一年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郝延平的著作《中国近代商业革命》详细记录了这场金融危机带给晚清经济的冲击，不仅仅是上海这样重要的通商口岸和金融机构出现大面积破产，也不仅仅是刚刚兴盛起来的本土工业资本主义企业出现凋敝，真正严重的后果是，清政府在李鸿章的主持之下，开始大面积兴起以官商结合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出现了所谓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形态。在接下来的20多年内，官僚资本主义似乎站住了脚跟，并支持了晚清政府的政治局面，以至于李鸿章在谈及官商结合模式的商业形态时，自认为是中国人在经济领域的新发现。遗憾的是，历史作证，这个被后人反复研究过的洋务运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的工业化运动，其失败不在于外国资本的进入，而在于晚清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进工业化，用政府权力主导市场，全面扼杀了私人企业的自由发展。杨小凯在其《百年中国经济史》中，已经重点讲述过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在市场分工层面政府犯下的错误。

　　在这个意义上，教科书里呈现的洋务运动，是对历史的遮蔽与误读，是对开放力的一种抵制，甚至是对开放力的一种倒退。在这里，美国学者费维恺的观点值得借鉴。他认为，从洋务运动开始大面积发展的官督商办工业，最终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的基础，相反，甚至成为市场化的阻力，并且构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继续存在和发展，直到20世纪中叶。显然，费维恺的分析有道理。晚清政府通过政府主导洋务运动的方式，大面积参与到市场经济事务之中，一方面阻断了市场的分工，另一方面让大量有志于发展近现代工业的企业家，产生出与政府权力有关的严重的路径依赖。

　　正是在这种基于开放与反开放的市场张力下，晚清企业家的光荣与梦想得以形成。

　　郑观应（1842年-1921年）是百年不遇的企业家人才，他有着惊人的思想能力，是真正的思想型企业家。但是，他的思考过于关注时代的变迁和国家的自强，忽略了企业本身的发展逻辑。宏大叙事的错误正是如此，郑观应和政府权力的合作，断送了他的企业家前程。唐廷枢（1832年-1892年）、徐润（1838年-1911年）是难得的职业经理人，属于买办型企业家。但是，当他们卷入不确定性的官商结合模式之后，那些从买办阶层积累而来的现代企业管理经验，迅速被强大的官场博弈碾碎。胡雪岩（1823年-1885年）是少数几个真正从民间开始，积累起惊人财富的商人，属于产权清晰的私人企业家。不过，这种民间市场的力量，草根阶层的市场探索，仅仅在早期的创业阶段有效，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胡雪岩要想做大企业，与左宗棠这样的官僚合作是必然的选择。胡雪岩起步于市场，败于官场，这几乎是所有中国私人企业家的宿命。盛宣怀（1844年-1916年）将官商结合模式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他官拜邮传部部长，私人财富更是富可敌国，是标准的官僚型企业家。盛是一个矛盾的载体，他一方面得益于官场政治，另一方面又极力构建产权清晰、市场开放的企业制度建设。不过，在官僚政治面前，盛宣怀依然是牺牲品，他最后亡命日本，企业也只能灰飞烟灭。至于口碑卓著的张謇（1853年-1926年），在人格意义上，属于儒家政治伦理体系中的“君子”和“士大夫”。他放弃了自己的官场生活，建立起产权清晰的近代企业，在中国企业史的流变之中，这样的经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张謇是真正的“士大夫型”企业家，不过，他的士大夫济世情怀，可能遮蔽了他的企业家精神，非理性的企业扩张，由于没有一个更加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作为支撑，只能以企业的破产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