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的光荣与梦想

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学习时代

　　立足于当代，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事实，无论是晚清企业家对时代巨大的启蒙意义，还是民国企业家重要的自治精神，当代中国企业家都没有得到有效传承。这一方面缘于1949年之后中国企业家精神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利于企业家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秩序并没有得到有效理顺，这导致当代的企业家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竞争属性，因而企业家对时代的意义，企业家的光荣与梦想还在一个缓慢的建设过程之中。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今天的经济总量远超晚清时代和民国时代，这使得当代企业家在规模意义上，正在学习、继承和发展历史。

　　首先，晚清和当代的经济史和企业史，呈现出一种发展意义上的正相关。从1820年开始出现的具有国际贸易征象的商业经济增长时代，为企业家的出现提供了丰富的市场环境，这是开放的逻辑，即市场的开放催生出一代优秀的企业家，企业家又反过来推动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当代史以来，一直到1978年，市场经济层面的改革与开放，正是从晚清的这一次经济景气增长开始的。也就是说，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是对整个国际市场的对接，更重要的方面则是接续了晚清改革开放的传统。这意味着，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史，必然带动这个时代的企业史。这是一个巨大的事实，今天中国的明星企业家，大多数人都能如数家珍，这正是市场和企业家相互促进的经典案例。

　　其次，在开放的传统和秩序上，当代企业家很好的传承了晚清和民国企业家的精神。1978年的开放大势，在经济史和企业史的维度上，事实上是晚清资源的回响。深圳能够成为开放特区，珠江三角洲能够走在全国开放的前列，企业家在广东和浙江等地如春笋一般兴起，都是因为晚清的经济发展和企业家精神在当地积累了良好的资源。历史总是具有强大的传承能力，即使1949年之后中国经济进入封闭状态，即使经济的传统看上去被遮蔽，但只要政府政策稍微放开，传统的资源与价值就如同春天的百草，迅速蓬勃生长。

　　第三，晚清和民国的一系列企业制度资源，为1978年之后的企业提供了企业发展和管理的方法论。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办、包括民国时代的企业自治，各种企业发生和发展的形式，从1978年开始部分复活，纯粹的国有企业依靠政府生存，私人企业一半依靠官僚资源，一半在市场中自由竞争，得以很好地生存下来。那些有着深厚海外企业经验背景的年轻一代企业家以及职业经理人，普遍担负起产业救国的宏大使命，他们在这个时候构成了中国企业家的现代方法。今天的企业格局，尤其是各种所有制并存，国有企业掌控大型重要产业，民营企业构成一种低端市场的竞争秩序，并不是1978年以后政府管理层的独特发现，而是沿袭了晚清和民国的企业管理传统。

　　第四，1978年之后出现的企业家，与晚清的企业家和民国的企业家，在个人生态上具有惊人的雷同性。比如，今天看上去影响力巨大的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等企业家，在一定程度上和盛宣怀这样的官僚企业家具有同构性。温州、福建和广州一带的私人企业家群落以及潘石屹这样具有市场经济属性的房地产企业家，和胡雪岩这样的晚清私人企业家类似，他们在市场竞争，但同时想尽一切办法勾兑政府关系。比如冯仑、任志强、陈东升、毛振华、李东生这样的企业家，则具有当年郑观应的思想型企业家的特征，同时兼有一种来自民国的企业家自治精神。他们普遍热爱思考国家发展的方法论，内心深处有着挥之不去的国家主义情怀。而李开复、张朝阳、丁磊等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和当年的唐廷枢、徐润、张嘉璈类似，他们都热爱国际市场，具有海外背景，但都主张在中国的市场里寻找企业发展的机会与方法。至于今天人们熟悉的王石或者孙大午，其实延续了晚清张謇的士大夫企业家传统，也兼有荣氏家族的国家主义情结。王石在一个看上去充满潜规则的房地产市场倡导不行贿的原则，简直有一种唐吉诃德式的作风，不过，这正是王石内心深处的士大夫精神的体现。而孙大午在自己不大的公司里倡导企业宪政，把大午集团打造成一个乌托邦式的企业样本，几乎就是当年张謇地方自治梦想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