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转型——画说金融史（22）

　　更为尴尬的事实是，整个清代白银的供给并不是控制在朝廷手里，或者说国内的白银开采量不足以使中国获得对白银流动与价格的“话语权”。那么，是谁决定了中国流通中白银的多少呢？

　　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是国际贸易，特别是东印度公司从事的鸦片贸易起了重要作用。在1780年以前，大清出口多进口少，所以白银流入量大，国内供应一直在增加。后来鸦片流入中国越来越多，吸走了白银，中国变成了净流出国。

　　台湾有一位著名的女性历史学家叫林满红，她写了一本书《China Upside Down》，指出银贵钱贱还不只是鸦片贸易那么简单。十九世纪之交拉丁美洲国家纷纷闹独立，导致银矿不时被关闭，银产量下滑出口减少，银价上升。林满红认为这对全球银本位国家都有影响，而大清正是南美白银的主要进口国。这就是说中国货币供给数量首先是由全球银矿生产决定的，其次才是海外贸易的影响。这种观点跳出了“鸦片经济史学”的圈子，为我们认识大清货币问题提供了全球史的视角。

　　图4：除了作为货币，白银还是大众生活中极为普通的消费品，从挂件装饰品到摆件，十九世纪的中国人和英国贵族一样，喜欢银器制品。

　　就白银流动的控制，白银与铜钱之间价格的稳定，财政税收赤字以及堵塞官僚体系中的银钱腐败漏洞等等问题，大清官员、学者讨论了一个世纪。

　　早期最具有影响力的议论来自经世学者魏源。他的财政改革主张扩大并完善国内银矿开采，限制鸦片进口防止白银外流，同时把财政管理制度化，少搞由皇帝决定的税收减免。魏源的思想不但影响了林则徐，也受到晚清的高官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的赏识。对财政金融问题发表过见解的智者还包括王韬、冯桂芬、郑观应，后来又有改革派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尽管人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但是直到大清倒台，世界已经进入金本位的纸币流通时代，中国始终是在白银本位问题上打转，也从未建立一个中央集中控制的货币体系。

　　大清经济在康雍乾三代和平发展了一个世纪，规模成倍增加，商品交易深入城乡，正需货币增加供给润滑流通，现实却是白银供应不稳定，铜钱太笨重，发钞没信誉。那为什么又说货币经济对当时实体经济没有构成束缚？这里的关键似乎在于，从乾隆朝后期起，中国的传统信用机构有了新的发展，他们提供的票据流通工具，缓解了金属货币紧张，这和英国银行以存款或交易为基础开出的支付票据异曲同工。这些信用机构形式繁多，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即当铺、钱庄与票号。尽管他们都不是清代的原创，却在这个时代创造了自身的兴旺辉煌。

　　图5：当铺是服务社会中下层以实物为抵押的小型信贷机构。别看他们出身卑微，在中国传统金融机构中，只有它的生命延续到了今天。这张画是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是小人书明代才子唐伯虎点秋香故事中的插图。它惟妙惟肖画出了借当双方的地位与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