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转型——画说金融史（22）

　　【财新网】（专栏作家 李弘）从康熙未年到二十世纪初年，是中国传统金融转型的200年。这其中也曾出现过繁荣的小高潮，但整个过程是传统金融在银本位或复本位里面的挣扎，它最终摆脱银钱束缚之时，即是自我衰亡之日。

　　清代的金融体系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的遗产，包括钱币发行与信用机构，并使这些旧制度获得了百年多的新生命。对照着英国金融制度的演进，大清金融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货币的形式与使用分散多元，第二就是信用机构规模小数量多且业务简单。

　　乍一听这两个评价有些负面，其实不尽然。中外历史学家还原了清初的情景，证明至少到1850年（甚至有说到1895年），这样一个金融体系并未构成对交易正常活动的束缚，它吻合了幅员辽阔的中国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地区性、农耕性，以及自由性经营与自我管理的特点。

　　图1：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皇帝六十大寿版画大作《万寿盛典图》中频繁出现的“银局”，直接被英国人叫作“bank”。他们坐落在老北京街头，是银匠与银兑的混合经营商。这是比钱庄票号更为古老的金融机构。

　　旧制度成为问题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演变，催化剂就是不断深化的国内与国际贸易。麻烦首先来自传统的货币制度。今天的旅游者走遍全世界，只要兜里揣上一张卡，就可以随心由性地消费。不论买卖多大，支付就是数字在账户间搬家，商品仍需要物流，相应的货币却杳无踪影。

　　想像一下两个世纪之前，为应付同样的情景，人们有多么为难。你可能在袖子里揣着银锭、银块或碎银子；如果是个穷人，你可能肩上背着几串铜钱或手握几个大钱。如果你刚好赶上咸丰朝，你可能带着天天在贬值的“大清宝钞”急着寻找着卖家；如果你是广东福建沿海一带的“买办 ”，经手的钱币可能就是从国外流入的各式“洋钱”。为了缴税，农工商都必须按朝廷规定把其他钱币兑换成银子。十八世纪末期出现了便于不同货币之间兑换和异地支付的钱庄票号，他们为商家出具的货币，名目就更多，有钱票、银票、私票、花票、兑票、会票、庄票等等，难以穷尽。对今天的钱票收藏家来说，中国的市场比古董英镑的市场要色彩斑斓多了。

　　图2：沉船中打捞上来的古钱，当年价值不高，今天收藏价值不低。

　　多元的货币搞乱了价值尺度削弱了支付信誉，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个挑战。然而，中国面对的挑战与当年英国的挑战在性质上完全不同。自从有了英格兰银行，英国实际上已开始实施金本位制，因为英行票最终要靠黄金兑换作保证。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之交，英国用了几十年时间，努力在解决货币银行学的几个关键问题，即纸币的发行量与银行黄金的保有量是什么关系；英行的银行券与其他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是什么关系；整个银行体系的货币量与实体经济交易量是什么关系。1844年的《银行法》对上述问题给出了基本答案。

　　在同一个时代，大清的官员们也在孜孜以求货币经济中的数量关系，但是困扰他们的不是纸币与贵金属之间，也不是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而是白银供给量的变化。

　　“白银时代”在大清的后遗症是“银子”这件商品太重要了。银子多了，所有的其他钱币或实物的价格都升值，相当于今天的通货膨胀；银子少了，什么都紧缩，老百姓不高兴，官员贪腐变本加厉。这件事从乾隆朝末期开始搅得朝廷很头痛。《剑桥中国晚清史》有段精辟议论，它说当时的农民支持白银价格的下跌，因为他们要用铜钱换银去交税，银子有点小膨胀粮食价格上涨，于生产者有利。相比之下，白银供应紧张，导致农民不满而抗税，货币问题就可能会转化成朝廷的税收问题，酿成社会动乱。1793年广泛漫延于西南东南的白莲教，1850年揭竿而起的太平天国，钱粮税收的矛盾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图3：白银铜钱如此重要，但其铸造和流通却缺少规范，乾隆时期各地造币局的名单可以列出半页纸，流通中的金属成色重量五花八门。康熙年间为保证税收准确可靠，开始以“库平银”作标准。清中后期由英国人控制的海关记账所用的“关平银”，以其可靠信誉成了中国实际上的“银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