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清中晚期内外贸易作出贡献的金融机构是钱庄与票号。前者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经营银两汇兑；后者从起家，主业就以地区间汇兑著称。戴鞍钢教授告诉我们，钱庄的业务网络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而票号的覆盖面则遍及除边远地区之外的大半个中国。他们联结了上海、香港、天津等通商口岸之间的跨境贸易，以及口岸与内地的转口贸易，提供了必要的信用与支付手段。拿钱庄来说，在通商口岸用的是庄票，在通商口岸和内地之间用的是汇票。戴鞍钢教授说，他们签发的庄票，可以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并负担全责，到期照付。在全国各城市，凡设有票号分号的城市都可直接通汇。据统计，到二十世纪初，山西票号每年经手结算的出口总额约为8000万两白银。这弥补了金属货币不足，扩大了货币供应量。
图6：中国第一家票号据说是清嘉庆（1796-1820 ）年间在山西平遥诞生的，它的创始人雷履泰之名与“日升昌”票号之招牌，在二十世纪末为国人重新挖掘出来，重现了当年他们的风光。
国内钱庄票号的研究力图证明这些传统信用机构的重要地位。然而我们拿他们与英国同时代的金融机构相比即会发现，这种重要性止于贸易领域，或仅限于国内贸易领域。
票号有一个公认的特点，即与官府保持着密切关系，代行大清朝廷的押解税金与异地支付。但是他们在缓解大清财政拮据或促进税收体制完善方面有何作用？很难拿他们的作用与英格兰银行相比。
钱庄票号繁荣之日也都曾发展至几百家，与英格兰的地方银行、股份制银行不相上下，但是他们聚财的能力能否资助大清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转型，或扶持内贸企业与国际资本竞争？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在中国早期工业化时代（洋务运动开始至民国），传统金融机构与工业企业的联系很有限，因为它们缺少长期资本投资的功能。至于说清末的货币制度改革及现代金融体系建设，也被外国的金融机构与官僚精英大包大揽，传统的金融机构没有什么声音。
在上海、天津对外开埠之后，以英国人的银行领衔，一批外资银行落脚在了口岸城市。从那时开始，传统信用机构与现代银行在中国形成了“双轨”经营，相互有许多业务交叉，这似乎为钱庄票号向现代金融业的转型带来了契机。但历史的走向与这种可能性是背道而驰的，小规模分散经营汇兑业务的旧机构根本无法融入为国际贸易服务的金融宏流。这并不是由于中国的市场自由经济不支持金融业的发展，也不完全是由于外资银行对内地贸易市场的渗透争夺，而是由于大清的国家政权直到十九世纪末，一直没有承担起现代财政制度、货币制度建设的责任，也没有对本国金融机构给予国家信用的支持。后文还会介绍，大清在这方面的作为，比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采取的政策迟缓了几十年。当然钱庄票号的组织经营体制也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但归根结底，只有金融创业的投资家，没有国家政府力量作后盾，中国就没有产生现代金融机构的土壤。
图7：阜康钱庄的胡雪岩，得了“从二品”官阶，染红了顶子，但仍只是“背靠官府”，不是体制中人。势力太大了，不但外国商人联手整他，官府也不饶他。
1897年，在李鸿章与盛宣怀的鼓动下，光绪朝廷批准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化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为朝中受宠的大臣，大清度支部亦为通商银行出借了资本金，中国的金融机构终于打上了国家支持的烙印。作为金融业的新客户，政府此刻姗姗来迟，走进了“大户室”。在1902到1911年大清的 “新政”时期，清政府开始认真考虑整顿地方政府各行其是的货币体系，企图在中国逐步建立名符其实的银本位或银兑现本位制度（silver exchange standard）。而此时外国的银行已经占据中国沿海沿江城市货币发行与信贷汇兑的制高点，传统信用机构在竞争中江河日下，业务与资金来源逐年枯竭。大清朝一倒，山西的票号就跟着穷途潦倒。钱庄在民初混乱的金融环境中又坚持了几十年，忍受着国家和外国金融资本的双重挤压。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完成“废两改元”，统一掌管财金大权，终结了多元双轨的货币时代，敲响了钱庄退出历史舞台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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