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安：城镇化核心流动人口市民化

　　财新记者 常红晓 周天

　　改革开放35年来，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人口流动成为中国最显著的人口现象。大量年轻的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从中西部进入东南沿海和大城市，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甚大，同时也在改变中国社会的整体格局。

　　目前，中国人口增长势能逐渐消减，劳动力成本逐年提升。在这种情势下，如何通过制度性改革，让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及其他流动人口融入城市，释放改革红利，为中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增长提供动力，是重大经济社会政策问题。

　　近日，财新记者就流动人口最新态势及其社会融合等问题专访了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王培安提出，应把流动人口市民化作为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核心指标，同时，有关方面应研究提出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政策框架，制定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行动计划。

从“个体外出打工”到“家庭整体迁移”

　　财新记者：目前，中国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如何？主要特征是什么？

　　王培安：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2.36亿人。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人口逐步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同时，人口流动已由此前的“个体劳动力外出务工”阶段步入“核心家庭整体迁移”阶段。

　　1982年，中国流动人口只有687万，30年后，流动人口总量增长到2.36亿，增加了33倍。

　　从趋势看，人口将继续向沿海特大城市聚集。“十二五”时期，预计我国每年有超过1000万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预计未来20年，还将有2-3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镇。

　　目前，人口流动已进入“核心家庭整体迁移”阶段。据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监测，2011年，70%左右的人口与家人一同流动，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户均规模达到2.5人。同时，超过3成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生活超过5年，而在流入地从事目前工作的平均时间接近4年。

　　这表明，流动人口在居住地居留的长期化、家庭化趋势明显增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性增强。与之相应，80%以上流动人口关心流入地的发展和变化，融入当地社会的愿望强烈。

　　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已持续20多年，流动人口正在经历代际更替。国家卫生计生委开展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超过一半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属于新生代。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之初，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在外向型产业蓬勃发展的东南沿海地区。

　　近年来，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加快，中西部劳务输出大省出现人口回流趋势，回流人口主要集中在省内中心城市。中西部中小城市人口吸纳能力仍然不足。

　　人口大规模流动迁移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显著的人口现象，已成为推动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社会组织体系变化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对经济和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给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了诸多挑战。

　　新生代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

　　财新记者：您刚才介绍到，80后、90后作为新生代已占到流动人口的一半以上。而在新生代流动人口中，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主体。新生代农民工有何特点？与上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要有何不同？

　　王培安：新生代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大多数在城市成长，基本不懂农业生产，即使就业形势波动，他们也不大可能返乡务农。与上一代流动人口相比，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与城市居民更为接近，注重体面就业机会，利益诉求更加明确，维权意识更强，渴望公平的生存发展机会。

　　新生代流动人口正逐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这表现在：其流动目的由以经济动因为主向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种动因转变；流动方式由个体劳动力流动向家庭化迁移转变；流动形态由“钟摆式”流动向在城市稳定生活、稳定工作转变。

　　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要有四大特征：

　　一是流动原因由务工经商为主向多元化转变。新生代进入城市不仅是为了挣钱，其对未来发展有更多新期待，追求家庭团聚，渴望扎根城市、融入城市。“六普”数据显示，外出务工经商的新生代比例约为43%，较上一代下降近19个百分点；随家庭迁移的新生代比例约为20%，较上一代增加近11个百分点；因学习培训而流动的新生代比例为20.5%，而上一代的相应比例仅为0.2%。

　　二是新增农村劳动力趋于低龄外出流动，在流入地稳定性明显增强。调查监测发现，农村户籍的新生代流动人口首次外出的平均年龄为19岁，较上一代约小7岁。同时，其流入城市的工作稳定性也明显增强。

　　三是家庭化迁移成为新生代流动的主体模式。新生代流动人口对家庭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在已婚新生代中，近90%是夫妻一起流动，而与配偶、子女举家迁移的约占61%。这些家庭十分期待改善教育、居住、社保、医疗等待遇。

　　四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监测显示，新生代流动人口中，初中及以下学历者约占60%，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接近40%。与上一代相比，大专以上学历的成倍增长。新生代流动人口，思想活跃，精力充沛，融入城市的愿望更为迫切。

　　大规模人口“流而未迁”带来多重挑战

　　财新记者：目前，2.36亿流动人口还面临哪些困境？大量的流动人口给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什么挑战？

　　王培安：受制于户籍制度，目前我国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呈现“流而未迁”的状态，这导致名义上“农民”数量没有真正减少。这不利于农村土地资源的集约使用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制约了城乡统筹和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工作生活，但未能真正融入城市。制度的隔离客观上强化了流动人口的地缘、乡缘、亲缘关系，加剧了社会分化，在城市内部出现了新的二元结构。一些城市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倒挂，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存在经济利益冲突，极易激发社会矛盾。

　　更值得重视的是，“流而未迁”不利于形成一支稳定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和城市中产阶层，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收入分配结构改善，无法真正形成支撑我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人力资源和社会基础。就其社会后果而言，由于现行政策和制度的约束，一些流动人口家庭成员长期分离，造成儿童监护失责、情感缺失、婚姻不稳定、留守老人和妇女受侵害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完善政策，强化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