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衙门的突围

　　宋朝的六部，每个部四个司，合计是“二十四曹”。其中“吏勋封考”指的是吏部下属的吏部司（也名本司，明清改为“文选司”）、稽勋司、验封司、考功司，实权最重，一支笔决定天下官员的进退祸福，所以“笔头不倒”，最有出息。相比之下，其他五部就差了许多。户部的“户度金仓”四个司，事务繁杂，没日没夜地忙；礼部的“礼祠主膳”四个司，事务清闲，官员很少处理公文；兵部在宋朝是个摆设，军事大权在枢密院，“兵职驾库”四个司，事情少、油水无，要“典祓裤”过日；刑部的“刑都比门”四个司，老出冤案。但是，和工部相比，这四个部门比上不足、比下绰绰有余。工部的四个司“工屯虞水”（工部司、屯田司、虞部司、水衡司），无权可用，无事可办，无人来找，衙门里“白日见鬼”。工部鬼魂飘荡，毫无生气，可谓是“冷”到了极致——据说，成语“白日见鬼”典出于此，本意是形容衙门冷清至极。

　　宋室南渡，偏安杭州，建立南宋，六部的职权和实利有所变化。吏部依然最热最火。多数士大夫在战乱中失去了身份证明、委任状甚至是印信，都找吏部登记、补办，乃至舞弊。吏部官员发财了，不娶个三妻四妾都不好意思来上班。当时，战争频仍、赏罚繁出、治安吃紧，朝廷一方面明定律法、重典治国，一方面加重赋税、广开财源，户、礼、兵、刑部的官吏，事情都多了，都比南渡前实权增加。户部官吏过上了“细酒肥羊”的小日子，刑部官吏狠吃官司银子，讹诈人肉馄饨吃。最可怜的还是工部，在变乱之中进一步边缘化，之前是衙门里白日见鬼，现在连鬼魂都不来了，官吏们自己生生饿成了鬼，所谓“生身饿鬼”。

　　陆游的记载难免有夸张、调侃，但大抵说出了历朝历代六部的冷热、肥瘦。工部确实一直是古代公认的冷衙门，连累整个系统的官吏都不为人所重。在升迁序列中，工部职位不是用来安置资历深的老人养老，就是安排年轻冒进的人来过渡。在清朝，一个官员循序渐进，该提拔为侍郎或者尚书了，一般就被安排在工部，很少直接升迁到吏部或者户部。从工部调任其他部门，在品级上虽然是“平调”，却被众人视为“升迁”，值得庆贺。这种潜在的“升迁顺序”，大致沿着“工、兵、礼、刑、户、吏”的顺序从低到高进行。从工部调到礼部，是升迁；而从刑部调到兵部，则被看作是贬官。同样是尚书，工部尚书绝少有入阁担任大学士，或者进入军机处参与核心机务的。而吏部、户部的尚书不是兼内阁大学士，就是被召为军机大臣，甚至这些部门的侍郎都可能进入军机处。而工部尚书，就只有旁观的份儿了。

　　衙门有冷热，根源是政治机制在设计之时、官府衙门在创建之际，不可能实现权力绝对平衡的分配。总会有一些部门、一些职位的实权高于其他。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难以避免的。

　　然而，没有一个衙门，没有一位官吏，会甘愿冷清下去。他们会动员手中的公权力，寻求额外的“出息”。公权力会寻找种种缺口、利用种种可能，扩充自身的力量，获取实利。还是以工部为例子，我们来看看清朝工部各司的“冷衙门突围战”。

　　清朝工部主体还是四个司：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各个司的主体业务都受到限制，职权有限，可在实践中都各有各的小地盘、小金库。营缮司造房子、修道路，掌管工部的“主业”，职权受户部的侵蚀，又受僵化制度的制约，实权很小。营缮司就以储蓄工料的名义，大建木料场、琉璃窑等，发展本衙门的“三产”。其他三个司纷纷效仿，建造了冰窖、船场、涂料场等，各有各的“三产”。此外，营缮司还插手部分税收，征收部分木税和北方沿海的苇税，前者的征税对象是木材，后者是芦苇，都和工程沾得上边。一年下来，营缮司能征收两万多两银子的税收。

　　虞衡司的本职工作，是掌管天下的度量衡和山泽物产。前者一旦确定，几乎不动，带不来什么实利；后者被内务府侵蚀，实利收归皇家所有，虞衡司不敢染指。他们就在器物制造上做文章，指出官府公物要“标准化生产”“规范化供应”。在这个大帽子下，虞衡司垄断了京城各衙门的建筑装饰和办公用品的供应（地方衙门的同类事务，虞衡司想管，却管不了）。推而广之，虞衡司插手京师驻军的军械、旗帜、服装的供应，和兵部会同办理。这两笔大单子，让虞衡司一下子底气足、胆子壮。此外，山泽物产是虞衡司的本职。每年东北进贡的“东珠”，也由内务府和工部虞衡司会同评定等级，办理进贡事务。这又算是该司的一项小权力。